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在天神、地神、人神三神之中,重中之重的是人神,亦即祖神。古人在修建灵渠的时候,之所以把灵渠的拦江大坝构筑成一个大写的“人”,就是按照天、地、人的象征理念来规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灵渠就是中华民族人神文化的象征,它书写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关于天、地、人的关系。“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形成和维护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大家庭的象征。
灵渠,是一个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故事;而我的长篇小说《灵渠》就是要讲述这样一个中国故事的文本。
古灵渠是沟通珠江和长江,南海和东海的渠道,同时又是一条沟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渠道,它不但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同时还实现了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沟通与交流。《灵渠》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象征中华文化的沟通、交流是无限的。这种沟通交流必将冲破一切封闭与隔绝的障碍,这种封闭与隔绝的障碍包括文化之间的,种族之间的,地域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之对立的是封闭、隔绝,这是一种“相离相合,相生相克”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这种关系,贯穿了《灵渠》全书,因为封闭、隔绝的存在,才有沟通、交流的渴望与追求,这是《灵渠》全书人物和情节设置的基础。。
《灵渠》运用“天人合一”“阴阳合一”的理念,制作了两把钥匙和两把剑,这两把钥匙和剑,是打开封闭与隔绝之门的象征。钥匙象征智慧,剑则象征勇敢,这两者象征沟通、交流需要智慧和勇敢。
古灵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与勇者的象征,《灵渠》则把这种象征性通过具体的形象展现出来。史禄、西瓯君、苍梧君等在古灵渠的选址、大坝设计与构筑、南北二渠的开凿上,无不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超人智慧;他们为了实现岭南与中原的沟通与交流,用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在天、地之间掘出一条大写的“人”字渠道来。灵渠两岸,与渠道一同推进的“坟头”;湘江岸边一棵棵刻写着中原人灵魂的“鬼柳”,都是渴望沟通、交流的象征。这些象征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的。
要实现沟通与交流,还需要有一颗诚挚的心。《灵渠》在尾声中,借伏波将军、湘江才子蒋海龙与“飞来石”几经周折终于实现了互相之间的神秘而奇异对话,象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两个世界之间要实现沟通、交流,还要有一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桥梁”。在《灵渠》中,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时隐时现的“桥梁”效应,使人物和故事情节,在奇幻的叙事境界中,亦显得合情合理。《灵渠》中的相离子,是个肩负向岭南传播中原文化的半人半仙半侠的人物。他的恩师鬼谷子把他作为一枚棋子,从秦岭投放到五岭边缘之地的九嶷山,要他实现中原与岭南的沟通与交流。相离子就是一座“桥梁”的象征。在《灵渠》中,竹梆、耶若茗花、雒鸟等都曾作为一种心灵的“桥梁”出现过。
“象征主义”主张通过暗示性的象征语言,把可见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沟通起来,使之融为一体的艺术追求,这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有某种相似之处。《灵渠》就是希望通过象征手法,展现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通过沟通与交流,实现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的融合。
《灵渠》在运用象征手法上,立足于为沟通与交流服务,在语言运用上,力求明晰而准确。《灵渠》的叙事努力采用一种画面式的,有质感的语言,使人在阅读时感同身受,即使在使用深奥难懂的古文时,也尽量阐释得明白易懂。
这就是《灵渠》讲述的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