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简介:1962年11月生于四川,1985年毕业于西南大学中文系,现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以及反映抗战历史的《吾血吾土》《重庆之眼》。曾获第七、第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在欧洲、澳洲和美洲地区出版发行。
我以为在大学就立志当作家的范稳,当年在中文系一定是个风云人物,没想到他告诉我,大学时他只做两件事:一是踢球,二是写小说。只是一篇作品都没发表过,4年下来,退稿信堆了一纸箱。
大学毕业,如果范稳选择留在重庆,就笃定去当高校老师;另外有一个机会是到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报到。“我听说干地质的人四海为家,踏遍青山人未老。这符合我的兴趣。于是就来云南了。”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明确了要在大地上行走,在书房里写作。
在西藏他找到了自己的“延安”
在写西藏题材的作品之前,范稳什么都写,像个没有自己根据地的游击战士。西藏,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延安”。
“转变来自于1999年去了西藏,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仿佛在西藏找到了生命的激情和灵感的触发点。就这样一写就十来年。”范稳不认为这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而是一种召唤,是一次拯救。幸运的是他服从了这种召唤,哪怕为此付出了很多。
“这让我想到了地质找矿。”范稳说,写作其实也和地质找矿相似,对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的认识,你先到处跑,然后感觉某个地方有戏了,就扎下去,用各种手段去探明它所蕴藏的文化宝藏。在他看来,西藏及藏民族文化就是这样的一座文化富矿,在云南的各民族,都蕴藏着很丰富深厚的文化矿藏。关键是你如何去发掘它、学习它、表现它。
他的三部描写西藏的作品,《水乳大地》展现了多种宗教、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在一片神奇土地上的交融与砥砺,描写了信仰的坚韧与可贵,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悲悯大地》描写了一个藏人的成佛历史,解析了西藏社会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社会环境和原因;而《大地雅歌》则书写了一段被信仰拯救的爱情和被爱情改变的命运,以及宗教间的对话可能。这三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人物、故事、情节、甚至写法都不同。
“唯一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反映我所熟悉的藏区那片土地上一百多年的历史风云。我努力向福克纳学习,试图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范稳说,《大地雅歌》和前两部相比,在风格和价值取向上大体是相同的,在艺术探索上,因笔墨更多集中到藏族基督徒上,他借用了《圣经》的一些篇章的标题形式。
“三部曲”的完成,对范稳而言,意味着完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使命。他相信每个严肃的作家都是有使命感的,他感到庆幸的是在自己创作生涯最黄金的年岁,完成了这一人生使命。同时,这10年的写作让他学习到了一种民族文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也改变了范稳的写作姿态,使他从一个找不到根据地的作家,成为一个向大地学习的写作者。
范稳用他缓慢的生活方式和写作姿态,体验藏区的一切。他用一年多时间在藏地周游,再用一年多时间看书阅读,然后才开始写作,这样每部书都要用三四年时间。藏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又涉及到几种宗教的交流碰撞,他不能轻易动笔。既怕亵渎了这片土地上的各路神灵,也有悖于他的写作态度。
他的每部作品都要经历多年的艰辛完成。“藏地三部曲”如此,2014年出版的《吾血吾土》和2018年出版的《重庆之眼》也是如此。
抗战不仅仅是简单的攻城掠地
抗战题材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在写《吾血吾土》时,他最初的定位是“交代体”,交代一段历史,还原一段历史,而不是老实地一下子把历史的问题交代清楚。尤其有的老兵来自西南联大,受过中美军校的训练,并非一采访他就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倒出来。
范稳的采访对象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采访的难度可想而知。主人翁赵广陵的原型现在还活在世上,当然在作品中范稳还糅进了其他老兵的人生命运。
“史料当然是需要作为作品基础的,比如西南联大史料,我阅读得比抗战史料还多,因为那些大师们的思想境界我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其最起码的边界。抗战这一块史料也下了很大功夫,《中华民国史》通读了一遍,远征军的史料能找到手的都通读了。写历史的小说肯定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作品和人物。我总是能在史料中找到创作的线索和灵感。我自认为是个有历史感的作家,这或许是我的一个特长吧。”范稳说,期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能再次唤起国人对峥嵘岁月的重新记忆。那些老兵曾经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流砥柱,是国家的铁血男儿,是抵御外辱的这段大历史的践行者和书写者。他们经历了抗战的艰难,也见证了伟大的胜利,他们的光荣一度被遮蔽和遗忘了。面对这些经历丰富的耄耋老人,范稳仿佛走近了一部国家民族的苦难史和光荣史,也仿佛和遗忘在搏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吾血吾土》是“书剑相逢”。的确,范稳笔下来自西南联大的抗战老兵,和同类题材相比,有着不一样的气息。范稳写出了一种文化的坚韧和坚守。抗战不止是军事上的坚守。范稳把联大学子作为主角,原因有两个,一是写青年学生热血报国,二是写文化的传承。范稳欣赏他们能够“上马杀贼,下马赋诗”。闻一多、朱自清是有气节的,他们受到传统教育,并且通过言行影响了学生,范稳写了大师们的弟子,他们的精神和大师一脉相承。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死扛,可能中国的文化是另外一副样子。
而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作品的《重庆之眼》,范稳同样在史料上下足了功夫。他认为,一部对读者有吸引力的长篇应该有某些方面的难度,从思想内容、人物关系、语言、再到结构模式等,有抱负的作家总希望在文本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范稳自进入抗战题材的写作以来,一是专注于文化抗战,二是开始思考一些战后遗留问题。
“战争只要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但胜利以后怎么办,怎么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怎么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我们似乎想得不多。至少和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兴起的战后反思文学相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不愿就战争而写战争,就苦难而写苦难,历史既要观照现实,还应对现实有所教化、启迪、甚至警醒。在重庆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人们,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范稳说。范稳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最具体真实的存在。历史并没有走远,也没有被遗忘,在他们的回忆中,血与火的历史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鉴于此,范稳在构思时就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在今天所经历的战后索赔运动,与当年的抗战历史对比起来观照。两条线索的复试结构模式让他看到了一种对比的力量。尤其是在日本法庭罔顾历史、否认战争罪行的情况下,历史真实的再现便让一切狡辩和谎言都不攻自破了。
《吾血吾土》写的是云南的抗战历史,《重庆之眼》关注的是大后方重庆。《吾血吾土》中的文化因素偏重于西南联大,而《重庆之眼》中要表现当年左翼文化圈的一群大师以及重庆的戏剧文化运动等。离开重庆三十多年再回去重新寻找与发现,也有个再次接上地气的过程。当然对一个在藏区和云南的民族地区跑了多年的人来说,在重庆的采访和生活相对舒适、便捷得多,可这并不能抵消写作的难度。尤其是针对同类的题材,一个作家总是梦想着突破和超越自己,因此,挑战永远都存在。
《重庆之眼》体现了民族的自信和不屈服,令人振奋。客观冷静的笔调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反思。小说在协助大轰炸受害者申诉的斋藤博士、梅泽一郎等日本友人上也有较多笔墨。“他们让我认识到日本爱好和平人士的另一面,让我看到了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范稳表示,尽管日本政府现在仍奉行“不赔偿,不谢罪,不鉴史”三不政策,但在民间,我们看到日本反战人士对日本当局的反对和发声。他们让我们看到中日友好的民间基础和今后的希望。他想,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或作家应该去化解敌意、建立起对话和沟通平台。他希望阅读此书的读者们能够不忘历史,反思战争,珍爱和平,还希望他们能够读到一部中国版“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