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智慧与诗意生存（新作评介）

　　显然同少年时代接受的8年私塾教育有关，在王充闾的创作和学术世界里，中国古典诗歌不仅作为一种资源、一种营养，如水中盐、花中蜜般构成了作家大量散文作品重要的审美特点与叙述风度；也作为一种媒介、一种题材，直接催生出若干颇见精思与高情的诗性著作。

　　王充闾的近作《诗外文章》是作家与古典诗歌一路同行，别裁风雅、厚积薄发的新著。全书包括诗、文两部分。诗的部分由作家遴选自先秦至近代的各类哲理诗270余家、近500首，是一部眼光独特的古代哲理诗选本。作家将哲理诗巧妙地定义为一种诗性智慧，即一种将理性元素注入形象思维、感性体验、直觉领悟以及睿智修辞的艺术表达。这种理念不仅使入选的哲理诗同某些入“理障”“理窟”的玄言诗、道学诗划清了界限，而且很自然地超越了诗歌划分的种种藩篱、矛盾与盲区，在“理”与“趣”互渗互补的意义上统摄古往今来，普照大千世界。

　　《诗外文章》在选诗之外，还搭配撰写有鉴赏文章。作家追求“诗文合璧”“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开放文化散文的新花。”由此可见，文化散文才是《诗外文章》的核心内容。

　　书中散文对古代哲理诗的分析赏评持守“凡为文当以意为主”的古训，将充沛的文心与才情倾注于诗作的题旨发掘与意蕴阐释，文学、历史、哲学构成了三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维度。

　　就文学维度而言，作家抓住“诗无达诂”这一现象，着重梳理和揭示诗作的原生义和衍生义，力求透过多维多向的审美探照，尽可能地拓展和丰富作品的意义承载。其方法和路径大致凡四：一是把作品置于立体开放的阅读空间，引入不同论者在不同语境下做出的不同解读，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态度，加以辨析、估衡和扬弃、取舍，从而实现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意义增值与精神出新。如《伊人宛在水之湄》《沧浪之水》《一诗三解》等。二是开启作家自己的认知与想象，对作品进行苏东坡“八面受敌”式的考察与体味，“每次作一意求之”，形成自己的发现与见解，以此不断充实、拓展和丰富其内在意蕴。如《馋人罔极》《此心自在悠然》《原来不过如此》等。三是或联系诗人的心路历程，或比较诗坛的同类创作，在不同坐标下阐发诗作的意味与主旨，凸显其个性所在与价值所藏，同时深化所涉及的哲思主题。如《境由心造》《与邻为善》《让千里马跑起来》等。四是敞开视野，会通中西，运用马克思主义等观点，阐释哲理命题，彰显其跨文化的精神。如《异化劳动的成果》《社会新变的期待》《诗话沧桑》《“第一个历史活动”》等。广征博引，万取一收，发散性哲学思维使全书的整体风格趋于博雅、睿智、隽永，更增添了一种奇崛、恣肆、尺幅万里的美感。

　　在品评古代哲理诗时，浸透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纵向视角。《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看得见的沧桑》《史眼》《读史写史者戒》《尽信书不如无书》《论史者戒》等数十篇作品，都是针对咏史怀古类哲理诗有感而发，从而构成了“因史生文”的主题。这些作品或探寻并强调历史的固有规律，以此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和简单机械的历史循环论；或考察并揭示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偶然性，尽可能地逼近其本真状态。其中最见匠心与功力的，当属作家从“事是风云人是月”的一贯主张出发，对历史中人之命运、境遇和心态的钩沉与剖析。这样一种艺术取向，不仅折射出作家特有的“六经皆史”的治学理念，而且为作品增加了珍贵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重量。在浅阅读、轻阅读、碎片化阅读流行的今天，无疑具有抱朴守正、补偏救弊的意义。

　　《诗外文章》对哲学意味的营造和追求是一道风景。《主客二分》围绕苏东坡著名的《琴诗》展开笔墨，内中所讲琴手相协，方成妙音的道理，阐明生命实践的主客统一。《各有各的活法》品味袁枚的《咏苔二首》，“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境界呼唤对平凡的尊重。如果说以上作品只是对人生某一侧面或某种质素的哲学探照，那么《弱者避世之言》《鹦鹉能言的下场》《人生境界》《无谓的拼争》等篇，则从大处着眼，辩证地分析了人生的进与退、得与失、有用与无用、成功与失败等。作家激赏庄子的逍遥与洒脱，但不曾因此就否定儒家的责任和担当。《英雄中的诗人》《老有所为》《斗士丰姿》等篇，自有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久久回旋。所有这些，交相辉映，幻化为儒道结合的心灵基调与艺术空间，从而体现出典型的传统智慧与中国哲思。惟其如此，我们说，诗性智慧与诗意生存应当是《诗外文章》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