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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年11月21日 星期三

谅解并且热爱这世上的一切(作家谈)

付秀莹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11月21日   第 07 版)

  ●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恋纸上世界,大约无非就是寻觅那个知己吧

  ●女性命运,大约从来都同其个人情感境遇有着缠绕不清的关联

  

  最近,性别意识、女性写作、女性经验、女性主义等话题常常被提起、谈及。我也经常被读者问到,作为女作家,你觉得优势和难处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老实说,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被称为女作家是一种冒犯,或者是评判标准的暗中降低,是男性中心话语阴影的遮蔽或者覆盖。我也不认为,女作家就一定没有作家那么响亮、正大、高级。女作家就是女性作家,不必过于敏感和纠结。

  自然了,因为性别差异,到底是男女有别。女性好像更细腻、更柔软,心思幽微,一腔柔肠,千回百转。两个女人见面的问候,往往是,“你这裙子真好看”。这是女人之间的礼节,也不必当真。就像一个女人哭诉她先生的种种不是,最好的态度,大约是帮那可怜的先生说话。梁实秋在《论女人》中说,假如女人所捏造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奥斯卡·王尔德也说过,艺术即是说谎。在这个意义上,女人或许是天生的小说家。打着虚构的幌子,一本正经地说谎话,只不过,兜兜转转,她总有本事自圆其说。小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小声说说。这是汪曾祺先生的话。一个女子,她的生活或者圆满,或者有缺憾,她内心里总不免孤独。心有郁郁,无以遣之,遂一发而为笔墨。她本是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的;倘若无意中被人家听到了,心有戚戚者,便是知音了。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恋纸上世界,大约无非就是寻觅那个知己吧。

  多年来,我一直写故乡“芳村”,写乡土中国。“芳村”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据地,长篇《陌上》更是“芳村”这一文学版图的集中呈现。以物理时间计,我的城市生活比乡村生活更长,与我耳鬓厮磨、日夜相对的其实不是“芳村”,是城市。作为小说家,我迟早要把我置身其中的城市写出来,即将出版的新长篇就是我积累多年之后的一次尝试。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书写一个女性的精神成长和命运遭际:从乡村到城市,从芳村到京城,那道射向精神的隐秘的微光,不断照耀,不断闪烁。内心世界的千回百转,情感生活的颠沛流离,心灵的动荡难安,人性的撕裂和挣扎,价值的颠覆和重建,精神的蜕变和新生,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深刻的痛楚的烙印,影响并重新塑造着人物的精神面目和心灵世界。人生困境中的不屈和不甘,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和珍惜,暗夜中的彷徨歧路,内心力量的生发、积累以及壮大,女主人公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辗转,在命运的壁垒面前跌跌撞撞,伤痕满怀,最终获得了内心的巨大安宁。

  这部长篇书写城市,但我的芳村始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默默伫立,暗中相助。一个芳村女子对于城市的想象和期待,在现实的强大碾压之下,如何破碎,如何百般缝合而不得?千疮百孔之后,如何在生活的烈焰中艰难重生?如果把这部长篇视为“我”的自叙传,那么,这部小说大约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女性的个人史。个人的,私密的,暧昧、复杂、丰富、幽深,一言难尽,有着强烈的女性色彩和个性气质。

  女性命运,大约从来都同其个人情感境遇有着缠绕不清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情感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女性命运的走向。小说以人物情感为脉络,跨越近40年,书写了一个女性从少年、青年到中年的成长历程,从天真稚嫩到饱经沧桑,再到纯净如水;从内心动荡到内心安宁;从单纯到复杂,再到重归单纯。城乡文化的碰撞交锋,异乡人的新乡愁,残酷的城市生存法则,北京新移民的中国故事……小说以巨大的叙事耐心,仔细勾勒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形图,写出了社会转型期新的中国经验。小说在现实和回忆之间自由往返,有时间的纵深感和苍茫的命运感。看似日常的叙事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若隐若现。个人命运和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缠绕纠结,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在里面。

  在结构形式上,小说的主体部分之外,还插入了七个短篇小说。插入部分和主体不断对话、对峙、反驳或者争辩,构成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从而有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现实和回忆不断交错、闪回、缠绕,叙述上更自由更从容。

  梦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乡作故乡。这部新长篇里的疼痛、创伤、苍凉、孤寂,最终都获得了抚慰和安放。理解和体恤这世上人心的苦难,谅解并且热爱这世上的一切,这是地母般的辽阔、温厚、包容和悲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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