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灿烂的宋代文坛,苏辙虽没有其兄苏轼的耀眼夺目,但也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中,影响颇大。他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从嘉佑二年进士及第到政和二年逝世的55年间,大部分时间处于贬谪或闲居的境地。然而宋廷优待文人,即使他们处于贬谪的境遇,也不至于有杀身之祸,甚至还有复出之企望,所以宋代文人较前代文人多了一份豁达的心境,如宋初文人王禹偁云:“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苏辙亦是如此,每次贬官他都能随遇而安,将谪宦的经历看作是人生的磨练和难得的胜游过程。
苏辙每到一处,便饱览当地自然风景、人文景观,并吟诗作文,在这些诗文篇章中,可以一窥他的诗与远方。元丰二年,苏轼陷入“乌台诗案”,为营救兄长,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南行途中,苏辙过池州,记录了池州萧相楼的景色:“绕郭青峰睥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过九华山,又说:“南迁私自喜,看尽江南山……忽惊九华峰,高拱立我前……”苏辙不以贬谪为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一向寡言持重,但此诗却写得浪漫奇妙。在黄州,他“山行得一饱,看尽千山绿”,旅行途中,苏辙的关怀现实之心并没有泯灭,有时凭吊古迹遗址、借古讽今,如在《赤壁怀古》中通过追述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意在说明宋与辽、西夏的大势已定,暗喻王安石在西北的用兵政策。在武昌西山,苏轼建了九曲亭,后来请苏辙作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记》,其中有:“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每个人对快乐的体验不同,苏辙“以适意为悦”,就是他自己快乐的感受。明代茅坤认为此文“情与心思,俱入佳处”。苏辙曾两谪筠州,但每次都能随遇而安,他说:“我来邂逅逢宽政,忘却漂流身在南”,其散文名篇《庐山栖贤寺记》《东轩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均作于此,堪称古文经典。绍圣元年,他因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来到这里,他饮酒抒怀:“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酒杯中。”后苏辙又被贬至袁州、雷州、循州等地,他的心路历程和谪宦胜游之旅,莫不同上。
苏辙的贬谪之路亦是他的交游之旅。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孤立存在,苏辙和其他人的交游生活,正反映了他的士人品格和精神世界。在他的贬谪生涯中,和他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其兄苏轼。苏轼曾说:“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他们既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更是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苏辙在南迁途中,曾护送苏轼家眷往黄州,苏轼以诗先迎之。苏辙因风浪太大困于磁湖,无法马上相见,乃作《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安慰其兄。一句“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道出了兄弟情深,而“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乃是苏辙宽慰哥哥的真挚言语。患难之中见真情,苏氏兄弟的贬谪,不但没有中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反而加深了兄弟之间的感情,《宋史》称赞他们:“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贬谪途中,苏辙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在筠州结识的毛维瞻、吴厚、洞山文老、牢山陈道士等人。“池塘草生春尚浅,桃李飞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归,灯火寻春畏春晚”,记载了苏辙和筠州太守毛维瞻一同游玩的情景;“问我近来谁复可,对君聊拟诵《周南》”,描述的是苏辙和新喻县秀才吴厚论诗说道的情况;宋代的士大夫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辙也不例外,他在贬谪途中交结了一些禅师,同他们参禅问法:“问公胜法须时见,要我清谈有夜阑。今夕客房应不睡,欲随明月到林间。”苏辙从小身体不好,便与道士探讨养生之术:“养生尤复要功圆,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见牢山陈道士,微言约我更三年。”由此可见,苏辙并没有因贬官而消沉颓废,而是将贬谪看做人生的新旅程,并对人生有了更真切的体验,他结识的这些好友,无论高低贵贱,都真诚以待。
苏辙“不以谪为患”的精神,源于他的士人品格。他早年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之说,赞赏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认为,一个文人只有游历名川大山,交游豪俊之士,才能养成文章之气。因此,他每到一处,都用心欣赏每一道风景,珍惜每一位挚友,随遇而安、修心养气,所有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体现。
一个人快乐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受自己人生态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态坦然,即使身处逆境也会乐观。这种诗意人生,亦是苏辙的谪宦胜游之旅,他在贬谪途中,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亭台楼阁,便觉宠辱皆忘。“不以谪为患”,正是他的诗与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