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尽而情有余

　　《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盖作家写气图貌属采附声之际，只有心随物宛转而物亦与心徘徊，才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1500多年前，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刘勰所揭示的文学创作规律，即只有做到心物交融、主客契合，才能达到“情貌无遗”“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已经一再被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印证。

　　斯雄所著《徽州八记》，虽寥寥八记，却以少总多，既充分展示出八百里皖江水、七千万江淮人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山川、人文、艺术和精神风貌，又完美表达了作者对江淮大地深入的了解、深沉的热爱和深刻的思考。

　　“以少总多”，必然要求选材严，作者必须选取有代表性的描写对象。《徽州八记》的选材是严而又严的。《凌家滩记》介绍含山县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所代表的“凌家滩文化”，特别是其玉文化含蕴的中华文化礼制规范的博大精深。《小岗村记》记叙了凤阳小岗村民率先在全国实行包干到户，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幕的壮志豪情，赞美了江淮儿女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担当精神。《淠史杭治水记》和《科学岛记》则以浓墨重彩之笔，抒写安徽淠史杭水利工程和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的科技创新；前者是安徽劳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建的治水奇迹，后者是安徽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岛”攀科技高峰、为华夏争光的华彩乐章。一唱三叹的《石牌记》和《花戏楼记》，分别讲述中国戏曲之乡怀宁县石牌镇哺育出“京剧之父”徽剧、名扬海内外的黄梅戏及亳州花戏楼砖雕木雕彩绘“三绝”艺术的传奇故事。

　　“情貌无遗”，必然要求开掘深。选材严和开掘深有机结合，才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才能以点带面，由个别上升到一般。颇具怀古幽思的《琅琊山记》本意并不是怀古，它既对安徽山水的人文底蕴大加称颂，更对欧阳修治理滁州的“宽简之策”击节赞赏，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值得后来治滁者三思。《大通记》虽然惋惜昔日“小上海”的繁华不再，但由此而萌生的“通于大道、顺应自然”的彻悟，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物事如此，人与人生，亦大抵如此”。《凌家滩记》以大量出土文物，事实胜于雄辩地证明安徽历史文化的灿烂久远，作者还进一步思考人不能简单停留在今不如昔或者昔不如今的片面武断思维中。《淠史杭治水记》对“人定胜天”穷本溯源的思考，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人类唯有积极探寻宇宙奥秘，掌握自然规律，才能“制天命而用之”，绝不能机械地理解“人定胜天”，更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办事。

　　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论述的：“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助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安徽历史的灿烂久远，江淮儿女的时代担当，八皖山水的文采风流，江边小镇的繁华新梦，大别山区的全国之冠，大湖名城的科技创新，戏曲之乡的矢志坚守，艺术世界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徽州八记》所传扬的徽风皖韵。江淮大地的八个景观被作者心灵化了，而作者的所思所想，也借助着意选取的对象而显现出来。这就是《徽州八记》的“艺术”——“物色尽而情有余”。

　　《徽州八记》所写更侧重于安徽的“物”，作者不妨进而撰写《徽州八记》的姊妹篇，侧重于写江淮儿女的壮丽风采，写出安徽的“人”——“人”与“物”相互映衬，会更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