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瞩目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8月11日揭晓,共有7个门类34(篇)部作品获奖。鲁迅文学奖作为中国四大文学奖之一,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本届获奖作品体现了2014年至2017年这4年来的文学成就,是当今文学的丰饶收获,反映了作家们与时代同频共振、对文学的执著追求和不倦探索,彰显了当代文学的活力和创造力。本报记者8月11日就此独家专访各门类评委。
中篇小说评委周大新——
中篇小说收成相当不错
4年之间,老中青作家中不少人参与到中篇小说的创作里,中篇小说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和表现,可以说,我国的中篇小说创作这4年的收成很不错,成绩喜人。此次获奖的作品,是从申报的200多部中篇小说中,经过评委反复阅读、讨论之后,经过几轮投票公正公平评选出来的。获奖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在思想上有新的发现、艺术上有新的创造。阿来的《蘑菇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新的思考与呈现;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对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有极精彩的表现;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对人际交往中的微妙心理有独到的发现和探查;肖江虹的《傩面》对地域文化与乡村生活作了深刻审视和艺术表达;小白的《封锁》在小说叙述技巧上作了新鲜的探索。这些获奖作品将会给全国热心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带来一些启发,会推动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迈上新的台阶,也是对读者阅读中篇小说所做的一次推荐。
短篇小说评委乔叶——
短篇小说恰如佳肴芬芳
评委最重头的工作一是阅读,二是讨论。很久没有这么集中精力去畅快地读小说和论小说了,因此对我而言,这两样工作都像是饕餮盛宴,对一些作品的体会和感受则如同佳肴的芬芳在唇齿间流连,值得梳理和回味。
获奖的五部自是佳作:《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先生笔下的老天津风物,各色人等,琳琅世相,如一幅长卷徐徐铺开,令人感叹不已。《1987年的的浆水和酸菜》产自西海固洁净的黄土地,马金莲的叙述饱满、绵密、细腻,生活里最寻常的事物也被她赋予了坚实的意义。《父亲的后视镜》里,黄咏梅在“后视”的角度中,讲述了跟共和国同龄的父亲的故事,诸多况味,尽在其中。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上楼之后,在新的生活形态下又会发生怎样的精神嬗变?朱辉的《七层宝塔》可谓是一个解剖样本。《出警》探询的则是社区片警们日常表象里的深邃内心,于苍凉中传递出醇厚温暖。
进入提名的其他5部自然也有鲜明的优长:褚福金的《棋语·博杀》于棋局内外和规则内外,结构和解构某种人生哲学。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构思奇巧,行笔从容。朱山坡的《推销员》是诗集被推销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寓言气质。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是两个男人的漫长战争,从显性到隐性,直至具有了超出日常生活的某种诗性。南翔的《回乡》,海峡两岸,情牵一脉。家事连通国事,历史的余痛悠远深沉。
回乡这个主题,在此次参评作品中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现象。当然,回乡之路各有蹊径。何玉茹的《回乡》中,女主人公和丈夫回到故里,那里已经成为采摘园,今夕何夕的恍惚里,青春记忆次第泛起。刘玉栋的《回乡记》则深究了当下乡村伦理塌陷后的道德疑难。刘荣书《还乡记》也为我所钟爱,作者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故事,伤兵凭着一纸信函回家,被沿途村落的村民一路相送,质朴简素,纯厚动人。与回乡遥相映照的是陈夏雨《串坟的老人》和付秀莹的《鹧鸪天》,这两篇都是“在乡”之作,前者舒缓忧伤,后者情思幽微。
无论回乡和在乡,他们所书写的都是现实。也许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此,作家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表达、呈现和构建着现实。如果说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艾伟的《小满》、艾玛的《白耳夜鹭》等作品是沉郁的现实,隐秘的现实,变形的现实,那么阿拉提·阿斯木《酒哥》、戴来的《表态》、邱华栋的《云柜》、马笑泉的《轻功考》等这些别调独弹的轻逸之作所书写的又何尝不是另一些现实呢?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里的现实也自有腔韵。马小淘的《章某某》,语言犀利俏皮,叙述冷中有热,对于章某某这一青年失败者的典型形象,作家赋予了复杂的感情。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七堇年《黑刃》,雷默《祖先与小丑》,皆风格多样,才华横溢,具有相当的辨识度……生活的现实如琳琅满目的食材,在优秀的小说家手里,这些食材被恰到好处地掌控火候、加入调料,烹出各种滋味,有的甜美,有的辛辣,有的清淡,有的浓香,有的苦烈,或被制为佳茗,甚或被酿成美酒。如此一餐,方为盛宴啊。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既然难陈,陈到这里也便罢了。奖项评出后,各家抱花而归。似乎是宴终人散,但真正的盛宴也许刚刚开始,期待这些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走到更多的读者那里,成为他们经典的精神食粮。
报告文学评委张胜友——
报告文学形成时代投影
报告文学是文艺的轻骑兵,时代色彩浓烈。中共十八大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为报告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生活题材。这次报告文学参评作品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国家经济转型、重大科技成果、生态环保,关注社会民生工程,表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回眸战争年代历史风云,表现民族团结,方方面面都有好作品。
获奖的报告文学形成时代的投影,反映当下生活的社会影像、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对这几年报告文学的集中检验。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表现领袖与群众友善、平等的关系。《乡村国是》的作者纪红建走访了10多个省,200多个村庄,作品表达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是表现精准扶贫的长卷。《西长城》的作者丰收长期生活在新疆兵团,作品表现兵团战士屯垦戍边、克服艰难困苦建设边疆。老作家徐刚长期关注生态保护,他的《大森林》厚重、宏大,展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从历史到现实的图景。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反映我国潜海方面的科技创新。这些报告文学表现的都是重大题材,作者有老、中、青作家,作者阵容强大,文学表达也达到相当高度,体现了当今报告文学的整体水平。
诗歌评委杨克——
获奖诗歌有水准和高度
这次诗歌评奖虽有遗珠之憾,但自信没有鱼目混珠。获奖作者有一定的代表性,获奖作品有一定的水准和高度。评奖过程风清气正,给各种人有入选的机会,像获奖作者杜涯是个基层作者,谁也不认识,也有入选机会。评委对诗歌的认知了解有专业性,把好的诗人选出来。陈先发的《九章》每一组写9首,形式上有独特风格,注重诗歌的修辞,语言上有自己的讲究。胡弦的《沙漏》有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味,用古典诗歌方法写新诗,风格自然柔和。张执浩的《高原上的野花》让日常生活呈现了诗性的光辉,语言控制力很好。杜涯的《落日与朝霞》写得非常好,她虽是个女诗人,但诗写得有思想性,有张力。汤养宗的《去人间》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性,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散文杂文奖评委穆涛——
散文杂文风格鲜明独到
获奖作家中,鲍尔吉·原野的写作一直有自己的路数和风格,开阔也独到,浑实也精致,达观也守心。多年来,他是这么坚持着的。在当下的散文局面中,原野的方式有不可替代的一面。李修文是散文写作的“革命者”,开生面,见新辙,也引发对散文文体界限的思考。《山河袈裟》的重要还在于散文写作如何“深入现实”,这本书中所涉人物,不拘高下贵贱,无不为生之烦恼所困所苦,生与死、荣与辱、穷与达、得与失、爱与恨,虽一时无法克服或调和,但每个生命都自有内在的高华与庄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宁肯的《北京:城与年》写得老到、厚实,守拙,一招一式固执发力,让旧的旧下去,让新的新出来。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在史中找识,书中每一篇文章各自独立,但彼此之间又有隐秘的联系,他试图开凿出一条传统与今天的“人文栈道”。说“栈道”的意思,是他不求完整,不求“回到历史原点”,在每个经过之处取己之所需。这种写作既需要察史的积累,也需要知史的判断力。李娟是散文的天才,她的写作是灿烂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她写作也有些年头了,但当代散文模式的种种陋习,在她那里“不粘锅”,完全没有影响。
鲁迅文学奖是国家文学奖,从总体上讲,这一届的作品也是有遗憾的,有力度的写社会现实作品不多。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多元复杂的,有主体伟大的一面,经济总量的大规模、大国制造,等等,也有让人痛心和揪心的东西,假疫苗、毒奶粉、留守老人和孩子,等等,写伟大不够,写痛心和揪心也不够。散文写作社会关心不足,闲心多。当下的散文写作,要警惕新版的“陶渊明”,回避丰富复杂的现实,躲进小楼或田园,写自己那一点快乐或忧伤。
写历史题材的散文,应在尊重历史、尊重史学原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文章。史学是中国传统里惟一具备完整体系的学科,二十四史摆在那里,二十四史之前的史著也是个性鲜明地摆在那里,这是正史。还有庞杂的野史。文学写作中应该了解正史与野史的区别。采信史料时“拿来主义”是允许的,但应该拿得有眼光,有水平,也要守常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有联系,甚至有因果。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中国史书的早期传统是“君史两立”,一个朝代的政府和史书是两条线,史书是对政府执政的备忘录。唐朝之后讲“以古鉴今”,史书成了镜子,用以映照现实。中国史学的核心传统是清醒和反省,写历史的散文失去警惕之心是对史学原理的背叛。
理论评论评委何向阳——
理论评论宏阔扎实严密
这次获奖作者从年龄上看有两位50年代出生,两位60年代出生,一位7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的评论家第一次入选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从结构上看有一本专著,一本论文集,三篇理论评论文章。
白烨的《文坛新观察》既有对习近平关于文艺讲话的研读思考,也有跟踪近年的文学现场,对当代文学思潮、当代作家的观察评论,有对经典作家的重读,也有对新人新作的评介,视野开阔,文风雅正、扎实,有现场感,体现了深入现场第一线的评论家的职责。
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着眼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观察到文学实践呈现的丰富性、差异性,同时也对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版图给予了逻辑重构和内在整饬。视野宏阔,论证严密,体现了作者长期治史的独特心得。
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立论严谨,分析精微,叙述上将文学史研究与评论有机结合,探讨当代作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探索当代作家存在于文体、语言中深在的文化自信,以及一位作家在写作中如何完成文学对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都提出了自己富有创建的思考。
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从传媒接受的角度研究当代文学,从纸质、影像、网络等媒介角度全景式考量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角度较新,材料扎实,文风严谨,自成系统,富有理论的创造性。
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对历史虚无主义敢于发声,发出强劲的呼吁,论证严密,体现了青年批评家的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