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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我17岁。那个夏天，我多了一个称呼：“落榜生”。说完整了，应为“高考落榜生”。我成了全国当年的570万分之一。
那年，我从一所名叫“鲁迅中学”的城郊中学高中毕业，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
其时，全国有610万考生，而被录取的仅40万多一点，录取率为7%。这与40年后的情形，真可谓天壤之别。当下，每年高考人数900多万，录取率78%左右，较40年前增长了10多倍。这真是学子之幸，也是时代之幸。
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甫一作出，犹如在沉寂太久的天空炸响了一颗春雷。封闭10年的求学深造通道，终于又打开了。人们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说，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锣鼓敲起来，鞭炮放起来，龙狮舞起来。经历了漫长严冬的人们，终于可以敞开胸怀，张开双臂，去拥抱期盼已久的春天。
恢复高考，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了福音。特别是青年学子，更特别是面广量大的农村青年。高考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让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再囿于乡村。
我也是这面广量大的群体之中的一员。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没能赶上。紧接着半年之后，便是第二次高考。我却以3分之差惜败，没能成为40万天之骄子中的一位。
那条走了不知多少趟的10里乡路，在脚下蜿蜒而漫长。我的脚步有些懒散，情绪稍稍失落，没有了往常归家的欢快。其实，对于一个17岁的乡村少年而言，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还说不上有多忧伤。
这毕竟只是我17年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考。仅以3分之差落榜，现在想来，心里头或许还潜在着小小骄傲呢！要知道，按照当时的高考政策，如果我属于城市户口，完全是达到录取分数线的。
缩小城乡三大差别，是当时喊得很响的口号。这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之差别，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的体现，让不少人不惜花重金去购买城市户口。可是几年之后却变得一文不值，几成笑谈。
无论脚步多懒散，10里乡路总有走尽的时候。归家的少年，做好了被父亲训斥的准备。
唉，怎么就没再用把力，何至于差了3分呢？也怪我没把手表给你，答卷时间掌握不好，有几场交卷过早，也影响成绩呢！父亲虽然知道考试不比种地，但凡事用力一些总是好的。再说仅3分之差，能不惋惜么？这可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呀！
父亲从手腕上除下那块老式钟山表，说什么也要给我戴上。这让我这个落榜生颇为意外。其时，父亲负责着一村之全面工作，无疑是需要掌握时间的。
一直在后屋厨房里忙碌的母亲，端上一碗蛋茶递到我跟前：吃吧！你爸已经跟学校老师说好了，让你复读，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刚戴上钟山表的手腕还有些不适应，去接母亲的蛋茶碗时，我险些失手。咬着滑嫩的蛋瘪子，满口盈香，却难以下咽。
我当然知道，眼前四只鸡蛋一碗蛋茶，在我们家里是用来款待贵客的。现在，母亲竟端给了我这个17岁的落榜少年。这一刻，我鼻腔有点酸，眼角有点湿，懊悔犹如无数看不见的小虫，在体内蠕动。怎么就没再用把力，何至于差了3分呢？
“落榜生”的称呼，我也没一直顶着。没过多久，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复读生”。
在父亲的努力下，我重新回到母校鲁迅中学复读。由我这样的复读生组成的班级，叫“补习班”。学校在补习班师资选配上，是往“强”里配的。为高考落榜生办补习班，在当时的城乡中学极为普遍。
正是在这补习的一年，我幸运地遇到了语文老师朱老师。朱老师大胆引进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讲解。这样的举动，放在现在可能并不觉得多特别，多难得，但在40年前，确实有点儿“吃螃蟹”的意思。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一篇篇散发着墨香的文学作品，进入了一所普通中学补习班的课堂，培养着我们这些复读少年的文学鉴赏力，在我心底撒下了一粒文学的种子。
人无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性变化时，多半会归结于一个词：命运。内心默认，冥冥之中，自有命运安排。然而，作为从那个特定时代走出来的人，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第一次高考5个月后，北京那场重要会议的召开，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就连整个国家的命运，都会是完全不同的轨迹，恐怕很难再有什么“幸运”可言。
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拨乱反正”成了当时的热词。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口号不提了，工作重心转移了，特别是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之后，我身边的乡亲们都像换了一个人。
我经历了第一次高考的挫折之后，第二年的考试颇为顺利。因为有父亲的钟山表，答卷时间掌握得很好，不再贸然交卷，也不担心超时。每场考试都认真阅卷答题，最后成绩当然非常理想。
我第二年参加的，不是“高考”，而是“中考”。这里的“中考”，是指中等师范学校、中等技术学校考试。
我非常理想的中考成绩，却没能如愿考上自己填写的第一志愿：甘肃某铁道学校。最后，我进了离家最近的一所师范。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父亲私下做出了一个与我相反的选择，以离家最近为目标，替我选了那所师范学校。父亲为我做出的改变，竟然让我又一次收获了“幸运”。
就读于师范学校的两年，我几乎天天泡图书馆，猛啃各种名著，完成了基本的文学积累。那粒文学的种子开始发芽，生长。
在师范学校，教现代文学的费老师，给予了我创作上最直接的指导。我和几个志趣相投者，牵头组建了“陶然亭”文学沙龙。每周都有同学汇聚“陶然亭”，交流阅读心得，进行文本分析。终于，几年之后，我的小说处女作《故里人物三记》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并获得此次全国性征文的二等奖，我荣幸地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其后，我迷恋有“里下河文曲星”之誉的汪曾祺先生30多年，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汪迷”。我自己也先后创作出具有“汪氏风格”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根据《香河》改编的同名电影，已由潇湘电影集团等搬上了荧幕。最近五六年来，一个以汪曾祺为灵魂人物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正崛起于中国文坛。
四十年如白驹过隙。当年的落榜少年，转眼年逾半百矣。我现在心里头常想的是，但愿能将一人之幸运，变为一个地区文学之幸运，让“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杆大旗在中国文坛上高高飘扬，让更多的文学新生力量在这杆大旗下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