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宏甲,缘于3年前的一次访谈。4月的南湖阳光明媚,一抹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照进来。那时,我的身份是《襄阳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名为访谈,实际上待我抛出主题后,就只有他在那里“高谈阔论”了。
之所以说是“高谈”,是因为他的谈话中蕴含着很多“高见”。比如他诠释“政治”——“政”字演变成今天这种左右结构,其实是告诉我们,“政治”是用光明正大的文化来治理社会的一门大学问。
说是“阔论”,因为他的话题非常广阔。他从读书谈到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源流,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和文明观,凝聚了不同的价值观。我们100多年来一直面临着西方文明观和价值观的冲击,如果不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的本质和优势,就难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那次访谈,更像是一次演讲,尽管听众只有4个人,但给我的震撼用“醍醐灌顶”形容也不为过。
之后我留意到王宏甲在多种国际性学术论坛演讲,还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中国新教育风暴》出版后,他被作为“教育专家”请去讲教育;《人民观》一书出版后,他受邀给各地领导干部作了数十场报告。
2016年底,我从媒体人转型为出版人,就想出一部王宏甲演讲集。虽然作家到各地进行演讲很多,但像他这样演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熔历史与现实于一炉,具有很高的艺术、学术和思想价值的并不多。
比如《我的中华文明观》一文,是他出席首届韩日中文学论坛,参加“东亚文明与文化共同体”讨论时的演讲,历史信息丰富,思想价值高,语言美:“从此,人类同过去的二百万年挥挥手道别。新生活宛如射透云层的雪地阳光,辉映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时代变迁。万年前的祖先踪迹已不是只有石头和化石,祖先的呼吸、愁容与笑容,羊群与牧羊人的身影,茅屋与犬吠,都已经清晰可闻……”
《世界需要良知》是他在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稿。他说:“在我看来,文学艺术最大的社会作用,是在钱财横行、权势霸道、人的精神流离失所的地方,发挥拯救人心的作用。”他还说:“人心的善良品质,是唯一可以阻止这个世界倒塌的东西。文学艺术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呼唤与塑造人心的善良,而不是相反。”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6世纪说“知识就是力量”,曾影响了欧洲近代社会。王宏甲在21世纪初的巴黎讲台说“世界需要良知”,良知与知识具有不同的内涵。“世界需要良知”是王宏甲的文学观,也可以扩大到他的教育观、历史观、文明观。我以为,它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遇到王宏甲以前,我一直持“批判思维”,这或许与做评论有关,总以为“无批判,不评论”。此前读的书也多以批判社会的为主,受其影响总觉得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多,中国人是有“民族劣根性”的。
感谢2015年的那个春天,王宏甲那不到1个小时的“演讲”,为我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世界。我不知不觉被吸引,心灵境界也在不知不觉间开阔起来。我渐渐学会以光明之心来看待我们的历史,理解现实的中国,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
2017年12月,我们中译出版社出版了《世界需要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