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及其美学精神（中国画继承与创新①）

　　开栏语

　　作为中国传统的造型艺术之一，中国画在内容和创作上，体现了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本版特开设“中国画传承与创新”栏目，解析中国画的起源、特征以及在当下的传承创新。

　　中国画源远流长，它不仅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绘画艺术水平，也是东方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重要表率。何谓中国画？中国画承载着怎样的美学精神？要解其中意，须知中国画的源始。

　　教化旨趣：图志与礼仪

　　自上古至秦汉，中国画开始诞生并逐步形成、定型。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绘画起源的传说和记载，以“河图洛书”与“仓颉造字、史皇作图”最为著名。传说虽无从稽考，却从侧面昭示着中华先民的造物智慧和“书画同源”美学命题的原生性。考古学成果表明，中华民族发源区域中的绘画，是绘在原始陶器表面或绘在地面、墙壁上的“彩陶”“地画”“壁画”作品，距今已有数千年，尤以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绘画最为典型。种类题材不乏鸟、虫、兽、人面纹样，其中鱼的题材最多，使得鱼纹成为中国原始绘画艺术的造型表率。

　　实际上，中国绘画的诞生，最初是基于史实记录的需求，并在很长时段中与文字共同担负着图符记志的任务。因此，自诞生之初，绘画就受到特殊重视。譬如，上古时掌管图籍的官员被称为“司图”，汉语中至今仍将书籍泛称“图书”，足见影响深远。

　　夏商周三代，绘画开始与工艺、礼仪紧密结合，宫室庙堂建筑和青铜器物表面到处充斥着各种固定纹样与装饰图案。《左传》载其时“铸鼎象物”以“使民知神奸”大行其道。

　　春秋战国，诸侯纷乱、社会动荡，绘画随之分化和发展，“图”的功能逐步弱化，“礼仪”的标志日渐消解，“装饰”的意味渐渐呈现，初始的图录记志功能被日趋完备的文字取代，具备政教功能的纹样转向装饰意味的工美图案。画家及画作也分化为绘画与工艺两类，迈出绘画独立的步伐。例如，这一时期葬仪帛画《龙凤人物图》便在题材、观念、技法和造型上保留着这种分化转型的痕迹。

　　秦汉一统，秦皇书同文、汉武尊儒术，绘画因消解了“图”与“礼仪”的功能，是“成教化、助人伦”的辅助手段，降为技艺匠作，在基本形式与使用功能上未能进一步发展，但已从装饰纹样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以画当真”、以实物为参照、以像为评判标准的绘画观念，诞生了汉画像石这一特有画种。此外，汉代宫廷还专设凌烟阁，陈设黄门画者所绘功臣肖像。相传汉元帝依据宫廷画师所绘肖像选妃，昭君出塞的故事中便出现了画工毛延寿等被处刑的情节。

　　超越旨趣：传神与游观

　　自汉末至隋朝，中国画在技巧、法式上渐渐完善，在画科样式上逐步确立，并逐步发展出自成一格的语汇体系和理论体系。

　　汉末张衡、蔡邕、诸葛亮等都有善画记载传世。三国曹不兴的佛像画素有“曹衣出水”之誉，其高足卫协更被史家赞为“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号为“画圣”，名重一时。卫协的弟子、东晋画家顾恺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提出“传神悟对”“迁想妙得”“凡画，人最难”，创“描”法、使“绘画”变成“描绘”，并在《画云台山记》等中明确标举“传神论”，把中国画在笔墨、造型、观念等方面彻底引向独立、引向对人的精神表达高度，被后世誉为中国“画家四祖”之首。

　　顾恺之在笔法上的垦拓之于人物画乃至中国画的独立发展功莫大焉。其弟子陆探微、南朝齐梁画家张僧繇、盛唐画圣吴道子，均一脉相传地承继了他的绘画主张。陆探微有“陆得其骨”之誉，张僧繇有引书入画、“画龙点睛”“破壁而飞”的典故传世，吴道子有创“兰叶描”之功、并有“吴带当风”之誉。此外，中国画笔法更将“描”的笔法发展出“十八描”之多。基于此，后世画家才得以相继创出皴、擦、点、染、飞、白、烘、托等众多笔法，画论家才得以总结出“笔趣”“笔韵”“笔势”“笔意”等与笔法关联的审美范畴。

　　南朝齐梁之际谢赫在《古画品录》中首次在品评27位画家画作基础上，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的“六法”准则，树立了中国画的艺术标准，标志着中国画理论体系的确立。南朝末年姚最撰《续画品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画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完善。

　　得益于魏晋南北朝名士寄情山水、抒发人生悲歌的精神追求，也得益于彼时的自然观和绘画技巧、观念的发展，中国画的重要门类之一山水画得以于此时肇端并渐次独立。彼时，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即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两篇山水画论，提出画家当寄情山水、表现心灵。此论对山水画乃至中国画的发展至关重要。隋展子虔《游春图》是迄今可见最早的中国山水画作品，实践着“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中国画美学旨趣。

　　变革旨趣：独立与分化

　　唐宋堪称中国画的全盛期。此时，中国画已完成对佛教艺术等外来绘画形式的融合，各类题材亦已无所不包，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画类皆成定局，技巧、题材、手法、装裱、收藏、流通乃至画论、画史等成就均臻于高峰，各种艺术语汇与造型方式极工尽巧，笔法、墨法亦非常完备。不仅在创作上形成“唐工宋巧”的整体风貌、使作品画面达到“致广大、尽精微”的效果，而且理论上相继出炉了唐人张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五代荆浩《笔法记》“六要”“思”“墨”“对镜作画”、宋人“三远”“三病”“三品”“皴”“写生”“求无人态”“善观”“胸有成竹”等。值得一提的是，王洽、苏轼、米芾、梁楷等开写意人物、写意山水先河，翻开了文人写意画的新篇章。

　　自元至清，中国画的发展成就主要表现为文人画，强调对画家主体个性和绘画人文性的发掘。这一时期，中国画自身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画家主体分化为宫廷、文人、民间三类，阵营的相对稳固为中国画创出多元追求的可能；二是文人画家重文轻技、重视笔墨精神，极力推崇书画同源、以书入画，促成了书画在分流千年之后再次合流，将文人画推向新境界。数百年间，赵孟頫、“元四家”“明四家”“四僧四王”“扬州八怪”乃至“岭南派”“海派”渐次登台、各擅胜场，均于画法、精神诸途推动着以文人画为代表的中国画持续前进。

　　20世纪迄今，中国画更在社会巨变与中西交流的冲击、传统承继与现代转型的对撞、多元取法与消化融通的探索中迎来愈加深广的变革，逐步融入世界现代艺术之林。

　　中国画在表现、特征、观念和体系四端，都有独造，承载着中华民族思维特有的慧心。表现上，它注重对时空的超越，多以笔墨印款为表现语汇；特征上，它尤重劝诫、比德、教化，并以传神、境生象外为宗；观念上，它既偏重“中和”，又关注自然，追崇“天人合一”；体系上，它则趋向于抽象、空灵、简淡、幽深的审美意趣，重文轻技。循此四端，沿波讨源，中国画及其所承载的东方艺术和中华美学精神，虽幽必显。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