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大妈”柳素霞（众生相）

　　往东走几百米便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柳素霞戴着红袖箍在这里穿梭了整整30年，今年也不例外。中午见到本报记者时，她已经完成了整个西长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区12个垃圾桶的分类处理。

　　柳素霞更为人熟悉的身份是北京“西城大妈”，一个走红网络的词汇，甚至被网友开玩笑地称为“神秘组织”。这个词，正是发端自红墙边的西长安街街道。

　　红墙边小事

　　地处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党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办公所在地，紧靠红墙的特殊区位，让这里一代代人都有着独特的“红墙意识”，其核心要义是“绝对忠诚、首善标准、责任担当”。

　　西长安街街道工委书记陈振海告诉记者，“红墙意识”之下，干部群众们自觉对自己提高了要求，无论大事小事，总是冲锋在前。

　　柳素霞满脑子都是“小事”。

　　其实小事不小。这些小事里，消防、治安、慰问老人、巡视、环保，无所不包。比如，社区里有30多位老人需要照顾；再比如，谁家出了矛盾都要去调解，儿媳妇跟婆婆吵架，婆婆肯定去她家求助，“没人拿我当外人”；每过一阵，还得去给群众义务理发；逢年过节就要宣传烟花禁放。

　　柳大姐操心的小事还不止这些。今年春节前，本报记者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盘算着给共建部队包饺子吃的事。早些年，没有机器剁馅，大家伙儿提前三天就要开始剁白菜、肉，和面整整50斤，煮二三十“盖垫”饺子送给战士们吃。此举在西长安街街道已有34年悠久传统，被称作“连心饺”。

　　最麻烦的“小事”是，每天早上7点，柳素霞会准时起床，开始徒手分类处理垃圾。这原来是两人的活，繁重且脏，没人愿意做，原来的搭档坚持了一阵，在家人反对下不干了。于是过去一年多，这变成了她自己的事。

　　去年“五一”假期之后，居委会主任把柳大姐叫了去，认真劝她适可而止，别累垮了身体。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儿子看不下去了，专门来找居委会诉苦。“我儿子跟人说，正过着节呢，我妈中邪了，跟垃圾干上了。傻子才干这个呢，一月600块钱，无论冬天夏天都得跟垃圾打交道。”

　　“我说，这可不是钱的问题，我把给老百姓服务当信仰！时传祥掏大粪都没事，咱做这点小事算什么？”她不听劝，连续干了5年多，没歇过一天。

　　形象代言人

　　2015年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请到“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现身说法，柳素霞穿着一件红色T恤出现。一生朴素的她，特地去烫了次头发。

　　就这样，柳素霞成了“西城大妈”的形象代言人。她这个形象，也恰好跟北京警方在“平安北京”推出的“西城大妈”卡通形象一致——那也是提着菜篮、烫着卷发的一位大妈。

　　也是从那之后，“西城大妈”的形象固化为了三件套——红帽子、红马甲、红袖箍。

　　事实上，在西长安街街道，人们把“西城大妈”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脚侦缉队”——指的是当时北京大街上的小脚老太太。“小脚侦缉队”还曾在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亮相：在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结尾，宋丹丹听到“小脚侦缉队”的消息，吓得边跑边冲黄宏喊：“他爹，撤！”

　　柳素霞还记得，当年自己刚加入这一队伍时才35岁，街坊邻居看她年龄太小，经常在收两块钱卫生费时，都将信将疑不愿意给她。时间流转，如今她也熬成了65岁的老人，依然做着当初为大家伙服务的事儿，成了整个社区很受尊重的人。仅在治保主任的位置上，她就干了近20年。

　　“西城大妈”这个荣誉，不光柳大姐看重，身处其中者，也大都有一种独特的荣誉感。

　　一位叫宋连芬的社区老居民，如今已经搬到了丰台区，但每逢节假日或是重大事件时，她总坐40多分钟公交车赶回来，上午值班，中午吃饭、遛弯儿，下午接着巡逻。

　　像宋连芬这样，愿意折腾着回城上岗的“西城大妈”还有许多。过去几年，由于拆迁和家庭等原因，有些人迁至丰台、通州和回龙观等地，但只要有需要，老兄弟姐妹们总会不约而同回来，哪怕往返公交车两三个小时，也在所不辞。即便住在20公里外的回龙观，每逢党代会、全国两会等重大事件，他们还是会早上五六点就坐公交车赶回来，在街上一站一整天。

　　行走的火炉

　　对这个热心的公益群体来说，社区里的事就是家务事。而她们，早已成为社区里“行走的火炉”。

　　西长安街街道日常风景中总有这样一幕，带着红袖箍的大妈，拿着马扎，累了就坐会儿，在自己的岗位上留意片区“风吹草动”，遇到可疑情况，就及时拨打电话。

　　柳大姐今年65岁了，前几年得了滑膜炎，腿上常年贴着膏药，医生嘱咐她“省着点用膝盖”。她却始终闲不住，随叫随到，有一种独特的自豪感。

　　“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柳素霞说，44年前自己入党时的誓词一直没忘，所以有股劲儿，“什么任务都想完成好”。

　　让柳大姐感慨的是，至今她已为6位老人送终。如今她服务着周围30多位老人，“都跟我特别亲”。这群老人都已年过90，有的甚至已是百岁高龄。

　　更多的巡逻经验则来自于她多年的治保主任经历。“不能玩手机、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着有精神恍惚、言行异常的人就要上去问问。还有那些专门找老年人套近乎的、看见检查就躲闪的，都会引起我们注意。”

　　西长安街街道有大量平房，胡同则成了“西城大妈”们的阵地。几年前，有一篇写柳素霞的文章叫《傻得掉渣的柳素霞》，她看了标题直乐。有一回电视台来采访她，执意要去家里拍摄，柳大姐局促地劝了对方半天，拗不过只好带了去——胡同里一间半小平房。屋里，用一块板子挡住床，小孙子才能找到睡觉的地方。镜头里记录下了晾着的衣服、挂着的尿不湿，“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心说，真热闹！”

　　就像这样，“西城大妈”们大多数自己条件也没好到哪去。然而，人不堪其忧，大妈们却不改其乐。

　　人人皆“大妈”

　　“西城大妈”队伍里“混”进去不少男的。

　　西长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谭道亮便是其中之一，甚至获得过官方认证——他被授予过首届“最美西城大妈”称号，排名榜首。

　　这个没有收入的志愿者职位，早已是个备受珍惜的荣誉。如今，仅西交民巷社区就有90多位“西城大妈”，秉持着同样的志愿服务精神服务邻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西城大妈’，这不是身份，是个亲切的词。年轻时帮别人，老了也会有年轻的‘大妈’帮咱们。”谭道亮有自己的理解。

　　往上追溯，自新中国成立起，这个毗邻红墙的社区，就有了戴红袖标的志愿者，只是名称不同，如前述“小脚侦缉队”等。这些志愿者，人熟、地熟、事熟，且有极好的传承机制。往往，“西城大妈”成员身体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后，便会推荐自己熟悉的“年轻人”——通常是刚刚退休者，补充进这个队伍。

　　“西城大妈”目前共有7万多人，实名注册者5万多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1/20。这支队伍虽然以“大妈”为名，其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三成是年轻人。

　　今年两会，面对超长会期，柳大姐们也站了超长时间的岗。每天，早8点到12点甚至下午1点，下午2点到5点甚至6点多，他们兢兢业业守护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这一片安静的街区。家门口，代表委员们在讨论整个国家的大事，他们以超常的敬业与热情，维护着周边的安宁。

　　“咱们这一辈子都平平淡淡，做的这些事儿也平平淡淡的。”回首往事，柳大姐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