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个人生活之走向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探究的是一个此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全书以黑龙江省下岬村为调查对象，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个体和国家在私人生活转型及个人主体性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作者阎云翔生于1954年，师从著名学者张光直，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因为上述著作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关于中国家庭，目前存在着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是西方社会学者提出的经济家庭模式，认为中国家庭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有共同的收支计划、共同财产、共同的家庭经济，个人收入必须统统归入家庭。第二种可称作政治家庭模式。女权主义学者通过对中国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研究揭示，家庭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之争。第三种是由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家庭模式，强调传统价值特别是儒家伦理对家庭生活的深远影响。阎云翔认为，无论哪种模式，个人都不在关注的中心，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基本上都被忽略不提。所以，他决心远离抽象概括，走进一个个真实具体的私人生活，弥补以往研究过分强调中国家庭的结构及集体性之不足。

　　下岬村是距离哈尔滨50公里的一个行政村，拥有300多户人家，以种植玉米为主。阎云翔在下岬村生活了7年：“当年才17岁的我作为盲流从山东省千里北上黑龙江，沿路打短工，直到下岬人将我收留了下来，作为普通社员一直生活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上世纪90年代，阎云翔以人类学家身份回到下岬村，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对下岬村人很熟悉，但要真正走入村民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聊私生活，还是很难的。他经常不得不说话绕弯子，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求证。出于面子、谦逊等原因，村民不太愿意透露他们与家人亲密的细节，不大肯评说他们对家里人和其他人的好恶，也不爱谈自己生活中的成败。

　　本书用细致的调查与全面的统计来说话，碎片式地呈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农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正如列文森奖颁奖词所言：“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带着西方文化与观念来重新审视中国农民，所以能于国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有所发现。

　　作者细致琐碎的描写，使这部学术著作不乏幽默与趣味，书中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让人哑然失笑。“绝大部分父母都抱怨儿子从来不向着他们。但是，我访问过的绝大多数已婚儿子都不承认这点。大约将近2/3的人说他们的态度因情势而论，他们只向着有理的那一方。有趣的是，我回过头去问父母，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情况完全不是那样。有个老太太告诉我：‘这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不过是给向着媳妇找借口。每次他们都能找到理由说媳妇对，爹妈错。我可以代表所有爹妈说话。’”

　　西方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的研究都认为，那里不存在爱情与亲密关系，至少爱情对于农民不重要。阎云翔不认同这一学术判断，他认为下岬人择偶的过程往往包括了浪漫爱情的三个要素：将对方理想化、性的激情以及对未来长远关系的期待。在过去50年里，爱情在下岬人的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其形态也不断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已普遍将爱情与亲密关系纳入了新文化的理想。

　　我也生长于东北农村，以我的个人观察与体验，西方学者的“中国农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追求爱情的说法”固然片面，但是阎云翔过于乐观的判断我也不赞同。事实上，作者一直将婚姻与爱情不加区分地放在一起说，有将婚姻等同于爱情之嫌。若将农村的高价娶亲也视之为爱情，这是不准确的。

　　“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正如村民总结的那样，近几十年农村父权衰落，妇女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作者总结道：“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这本书结论是否准确，也可商榷，但它提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追求物欲，自私自利，精神世界空虚，个人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缺失，是部分新一代农民的硬伤，会导致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