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信感性爱

　　某年清明，王蒙在河南开封参加上河园晚会。是夜，灯彩盈天、歌舞动地，周围是兴奋愉快的笑脸。合唱队开始吟唱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今日之沉醉与历史上曾经的繁华与美好重叠，让王蒙情难自已、热泪盈眶：“哪怕仅仅为了欣赏辛弃疾的诗词，下一辈子、下下辈子，仍然要做中国人。”

　　近读《王蒙谈文化自信》（人民出版社），不由被这一段文字带入情境，意会到我们文化的难以言说之美。

　　很多读者都意识到本书作者王蒙的双重身份，他既是著名作家，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等名篇的作者，同时他还担任过文化部部长。书中，他用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来谈论传统与现代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对文化自信的认识既有作家的感性、渊博的文史知识，也有曾为文化部部长的理性思辨和宽阔视野。

　　该书虽不是正式的学术理论著作，但它所集纳的王蒙10年来关于文化自信的20篇主题文章、演讲及接受采访的文稿，却从各角度多方面探讨了文化自信问题。集纳连缀散见于各章的精彩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富有逻辑脉络的理论架构。

　　传统文化是重要的精神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自信归结为最根本的自信，王蒙对此非常认同。因为中华民族的自信，首先来自于我们有一份独特而丰厚的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讲道德仁义的心性之学、传统价值；仁德礼义廉耻的治国思想；反对极端主义的中庸之道；反求诸己，从我做起等。

　　文化甚至在传统政治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儒家的观念实际上是“文化立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包含着客观规律，也包括了民意、民心、道德。文化做得好，政治才搞得好。于是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奇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了，把天性、人性、为政、道德、信仰和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

　　传统文化不仅能凝聚与动员本民族，同时能在国际社会赢得好感、友谊、理解、尊敬乃至热爱。文化最首要的不是实力，而是它的有效性、质地性、成果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文化是花朵、是魅力、是精神、是瑰宝，是记忆也是预见、是形象也是品格，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骄傲与财富。

　　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想和人心结合，就不能来自书本、理论或是国外的说法，它从传统文化中开掘资源，根据的是历史、文化、生活，尤其是人心。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就是向世道人心喊话，让价值观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民族的凝聚点。

　　中华文化也是能力和精神

　　王蒙对中华文化的定义，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华文化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既有孔孟提出后被官方提倡的修齐治平、忠勇仁义，也有替天行道、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激越拼搏；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对阶级剥削的指责。而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山沟里成长壮大起来的理据。

　　还有新文化运动时以鲁迅为代表的反思批判文化，那是知耻近乎勇的传统，是海纳百川的传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传统。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华文化“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雷霆万钧的革命性的一面，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经受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激扬历练，激活、挽救了中华传统文化。他不认为五四运动中断了文化的传承，因为读读《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就知道，中国的文化停滞危殆远在明朝已经露出了端倪，正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和社会危机才引起了革命。五四吸收了很多新名词、新观念，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推动了它的重生，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契机。

　　以井冈山、长征、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是浸润着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我们还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开放、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在完善成熟起来的传统。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国两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些思想都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智慧与品质。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

　　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内容，而且是能力和精神。王蒙认为，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就是它的道义崇尚、精神崇尚。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它的古色古香、奇葩异彩、自成经纬，更在于它生生不息的活力，它的反思能力，它在多灾多难中锻炼出来的应变调适能力，它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精神，它的水滴石穿的坚韧性，它的接纳与深思的求变精神，还有它的屡败屡战、永不言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

　　克服焦虑和激进，才有文化定力

　　鲁迅曾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文化有某种早熟特色，例如不争、无为、谦让、虚静的观念。它们有妨碍竞争创新、优胜劣汰的消极面，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成为优胜策略，如“韬光养晦”。

　　现代化、全球化造成了更多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冲突。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很容易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所接收，比如飞机、电力、电脑和信息技术。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很多传统的东西去魅解构，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有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

　　而文化有滞后性，一种文化不是很容易就接受新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可以用新的淘汰旧的，但文化的东西新旧不能互相取代。有了Windows，可以不用DOS系统，可现在的诗写得再好也代替不了《诗经》，再如西方现在还崇尚的烛光晚餐。文物、文言文、方言、逝去风俗习惯的价值，都是文化多元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强调文化定力，对中华文化抱有充分的自信，而且对传统文化要“创造性地转化”。

　　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含了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方面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这种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能够既保持自己的种种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的有益影响的文化。

　　王蒙设想未来的中国人是这样的，有着诗书礼乐的教养与文化，琴棋书画的益智与审美，精致而俭朴的生活态度，贫贱不能移与富而好礼的姿态，行云流水、水到渠成的耐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明达与开阔。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