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

　　锡伯族历史悠久，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锡伯族总人口为190481人，主要分布在沈阳、大连、铁岭、朝阳、锦州、丹东、瓦房店、凤城等地，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4566人，黑龙江省8886人，吉林省3168人，内蒙古自治区3023人，其余分布在陕西、北京、上海等省、区、市。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在建设自己更加富裕、和谐、文明的美好家园。

　　起源

　　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拓跋鲜卑部，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自汉代前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往南迁徙，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适宜农耕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清初被编入八旗，并调遣至东北地区各城镇、要隘驻防。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4000余名军民被调遣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形成了锡伯族目前的分布局面。

　　锡伯族是本民族的自称。在历史上，汉文史籍对锡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等，都是xiwe的同音异写，到明末清初定为锡伯。其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鲜卑带钩的名称，即所谓“黄金犀毗”；一说是瑞兽之名；一说则由地名演变而来；另一说系鲜卑的音转。据学界多年研究认为，锡伯族发源于汉代以前的东胡系，由东胡——鲜卑（拓跋部）——室韦（失韦）——锡伯演变而来。

　　东胡是一个活动范围极广的北方游牧民族部族联盟。到了秦汉，匈奴征伐东胡，占领其大部分领地，东胡部族联盟遂告瓦解，分裂为鲜卑和乌桓两大部，东胡之称自此淡出史籍。鲜卑也是一个庞杂的部族群体，主要由拓跋、慕容、宇文等不同部分组成。其中，拓跋鲜卑是比较强盛的部分之一，锡伯族就发源于该部。公元4世纪，拓跋鲜卑大部在其头人率领下进入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留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嫩江流域等地的拓跋鲜卑余众开始以室韦（失韦）、契丹、乌洛候、库莫奚等自称，鲜卑之称自此绝迹于史籍。室韦部落众多，分布广泛。南北朝时期，一部分仍留居大兴安岭地区，而史称南室韦的一部分则已经迁徙到洮儿河和绰尔河流域聚落而居，成为今天锡伯族的直系祖先。

　　西迁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自此，锡伯等部被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部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准噶尔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凤凰、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和抚顺15处抽调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蒙古高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1766年春，迁移到察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之一。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作出巨大贡献。

　　生活

　　锡伯族，是我国北部少数民族中较早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清初，锡伯族便开始种植水稻，清代文献中称为“锡伯米”。在锡伯族生产活动中，牧副业也占一定的比例。

　　锡伯族的交通运输独具特点。因东北和新疆的自然气候条件相近，自古及20世纪50年代，牛、马、骆驼、毛驴、滑雪板、雪橇、牛车、毛驴车、马车等成为其重要交通工具。直至目前，雪橇仍然作为特殊的运输和娱乐工具被人们珍爱和传承。

　　早在清代，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等地的锡伯族均形成了村镇。西迁的锡伯族在新疆察布查尔渠凿通后，便基本形成了现8个牛录（亦称嘎善）的聚落形式。牛录既是经济单位，也是作战单位。最初每个牛录均围以高大的围墙，开东西南北四大门，有二三百户不等。每户庭院少者二三亩，多者四五亩。

　　东北的锡伯族多食稻米、高粱和小米等，新疆的锡伯族则食小麦，其中发面饼是新疆锡伯族几乎一日三餐必备食品，称“发拉哈额分”。

　　在历史上主要从事游牧生产的锡伯族为便于骑马射箭，男子多穿左右开衩的滚边长袍，束粗腰带，戴圆顶帽，穿长筒靴。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服饰变化受汉、维吾尔等族影响较大。年轻妇女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裙子、衬衫和翻领、高领短大衣、靴子等。男青年喜穿西服、运动服、夹克衫、皮鞋等，只有八九十岁的男女老人偶尔穿长袍马褂、礼帽、坤秋帽、绣花鞋。

　　锡伯族的节日有“新年”（元旦）、春节、“五一”节、国庆节等。春节多走亲串门、祭祖及娱乐活动。此外，还有农历三月间的以鱼为祭供品的“鱼清明”、农历七月间以瓜果为祭供品的“瓜清明”、“孙扎拜义车孙扎”（端午节）和中秋节。欢度这些节日的方式，均进行祭奠、饮食和娱乐。民族化节日有“四一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

　　文化

　　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和西北的锡伯族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现在，东北锡伯族的语言和当地汉族、满族基本相同。新疆的锡伯族，由于居住较为集中，在语言文字上保持了较多的特点。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相传锡伯族曾有过自己的文字，但早已失传。清代以后，锡伯族人民通晓满语文、汉语文的日渐增多，后者在生活中使用得更加广泛。新疆的锡伯族有不少人兼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1947年，锡伯族的知识分子改革了原来使用的满文，废去一些音节，增加了锡伯族语的新字母，创制了经由满文发展而来的锡伯文字。自治机关至今行使职权时还使用这种锡伯文。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内涵丰富多彩，富具本民族特色。民间文学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谜语、格言等。民歌又分叙事歌、苦歌、萨满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情歌、婚礼歌、新民歌等。民间故事有传说、童话、动物、寓言、神话、谜语故事等。谚语内容多教人谦虚谨慎、诚实讲信、团结友爱，褒贬好恶、勤劳节俭。谜语主要为提高儿童智力、启迪其心智的内容，是老年人和妇女教育儿童的工具。文学创作近现代内容较多。最早的有19世纪上半叶换防卡伦侍卫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体书信《辉番卡伦来信》。清末民初之后不断涌现文学新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锡伯、汉文字的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散文、诗歌、纪事作品、人物传记等多部，在新疆民族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锡伯族的音乐分戏剧音乐和说唱音乐两类。戏剧音乐称秧嘎尔牧丹，分平调和越调，但基本是引进后再本民族化。说唱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民间体育有射箭、赛马、摔跤、角力、滑冰以及娱乐化的狩猎活动。其中射箭和赛马具有悠久的历史，系本民族“善骑善射”历史传统的延续。

　　锡伯族历来重视开展包括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节假日、喜庆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成为本民族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地区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部门，积极开展上述文化活动。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数十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狩猎舞》《萨满舞》《射箭姑娘》《婚礼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在各类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察布查尔县有“射箭之乡”之美称。各镇、乡级学校多数组建了业余射箭队。1973年该县成立了业余射箭队，为自治区射箭队培养和输送运动员。1979年国家拨款在县城修建一座800平方米室内射箭馆。1980年新疆射箭队正式成立，其中教练员、运动员均为锡伯族。20余年来，锡伯族运动员在国内外各项比赛中频频夺冠，显示了锡伯族悠久而擅长的运动文化项目。在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中，英晖、郭梅珍、汝光等成绩尤为突出，曾分别获得高级教练员、国际级运动健将等光荣称号。此外，摔跤也是锡伯族重要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疆摔跤队中，锡伯族运动员马开、顾景林、郑林、谷茂盛等在国内外比赛中多次取得冠亚军，国家分别授予他们国家级运动健将的光荣称号。目前，摔跤运动在锡伯族民间仍受重视，是民间经常开展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锡伯族的民族出版活动反映了该民族文化发展状况。《察布查尔报》为全国惟一的锡伯文报纸，自创办至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195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又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两家出版社在锡伯文断断续续数十年的出版活动中，先后出版各类锡伯文（含满文、锡汉合璧或满汉合璧）读物近500种。

　　锡伯族地区遗存的古迹文化遗产甚多。沈阳市“锡伯家庙”太平寺为藏传佛教寺院，具有300余年历史，整个寺院面貌的恢复和维修工作在2004年基本完工，并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五牛录之靖远寺也是藏传佛教寺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剩的原已破败不堪的天王殿，基本恢复了原貌。2004年在靖远寺东邻修建的“锡伯族民俗风情园”，内设锡伯族历史民俗博物馆、八个牛录厅、八蜡庙、娱乐馆等。博物馆内长年布展文物、古籍、民俗物品等，内容反映锡伯族历史及文化，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重要文化和旅游景点之一。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由郑  娜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