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书话”

　　这些年，书话书读得多了，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一些归纳。

　　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话。其基本界定源于唐弢《晦庵书话》中的一段话：“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最初写这类书话的人，大多是作家或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如唐弢、郑振铎、郑逸梅、邓云乡、黄裳、谷林等人。有人称此种书话为“文学书话”。

　　它的特点是：以散文手法表达，非学术性；于诸多方面多有涉猎，且点到为止，不过于求深、求透；在博人以识的同时，赠人以趣。

　　承其续者，大有其人。无名寂寂者，难可胜数，享有大名者，则如止痷、杨小洲、谢其章、陆灏等人。只是各人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文章风格亦是各具特色，特别是止痷的书话，其散文性、思想性、灵活性，似乎更强。止痷自己就曾说：“我曾竭力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

　　第二类是学术性、思想性书话，有人亦称之为“学者型”书话。其突出特点是以所读之“书”为中心，主要谈与“书”相关的内容，但又不至于“就书论书”，成为简单的书评；少掌故、少文人轶事，更少谈文人之间的琐屑交往。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却仍然是非学术性。常常是抓住与“书”有关的一点一滴，或从某一个角度切入，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张弛有度，闲闲写来，摇曳多姿、趣味盎然。

　　写此类书话的老一辈作家有鲁迅、孙犁等，年轻一辈有张宗子、胡文辉等人。张宗子曾坦言，其书话文章深受鲁迅、孙犁的影响，从其《往书记》《不存在的贝克特》《梵高的咖啡馆》等书中可看出端倪。胡文辉的书话则别具一格，片段式现象的“零碎”下，是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深刻的生命、社会思考，文化思想性极强；其代表作品是《反读书记》《拟管锥编》等书。

　　近些年，兴起了一种以谈古籍（善本书）为主的书话：谈善本收藏、古籍拍卖，版本、刻本等等。当然，谈“书”仍然是重点。这些书话，虽非专业性学术研究，却带有很强的学术性，有深度，彰显着作者丰厚的学养。这方面的作者，既有学有专长的学者，黄永年、辛德勇、陆昕等人，又有著名的民间收藏家如韦力、袁芳荣等人。代表作品如黄永年的《树新义室书话》，辛德勇的《书者生也》《那些书和那些人》《蒐書記》，陆昕的《闲话藏书》《藏书小识》；韦力的《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爱》，台湾藏书人袁芳荣的《古书犀烛记》等。

　　说实在的，我是最喜欢这类书话的。因为它的作者，都是一些“真读书人”，个个学养丰厚，态度认真；因之，其书话知识性强，有厚度、有思想，更洋溢着作者的殷殷“书之爱”。

　　第三种类型，姑且称为“书人书事”型书话。大多出自出版人或个别读书栏目编辑之手。因为职业特点，接触的读书人就多，所以“书”，仅仅是一个凭借，或者引子，更多的文字，是谈与读书人的“交往”：如何为某人出版一本书，如何向某人约稿；在酒桌上，某人如何谈笑风生，尽显其性格特点等。

　　我觉得：好书话，还是应该以“书”为中心，“人和事”只是插科打诨、生趣而已。而一旦书话被“逸闻趣事”，特别是那些“琐屑的人事交往”喧宾夺主了，那这“书话”格调就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