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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描绘小人物的悲喜剧(作家谈)

——小说《特别能战斗》创作谈

石一枫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10月11日   第 07 版)

  石一枫小说集《特别能战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坚持把《特别能战斗》里面的苗秀华呈现了出来。她不是精力充沛的广场舞大妈,也不是嫉恶如仇的朝阳区群众,却同时具有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的特质。在我们的时代,她的精力充沛和嫉恶如仇能够演绎出一幕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却不大可能是正剧。这样的人物非常“各色”,几乎放哪儿都能立刻从人堆儿里蹦出来,人们对于她或许是敬佩的,或许是鄙夷的,或许是唏嘘里面带着几分同情的,但如果碰巧能够通过她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一点儿思索,那么苗秀华这个人物从文学上也许就是值得尊敬的了。

  写这部小说,刚开始的契机就是想一个词“大妈”。我印象里北京人管岁数比较大的妇女叫大妈。我很小的时候管人家叫大妈叫得特别亲,她是你的长辈,又是女性长辈,她就有义务呵护你,有义务帮助你,这是有母性光辉的词。但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个感觉,管人家叫大妈,好多人不爱听了。我们现在对大妈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比如大妈碰瓷,大妈跳广场舞还把小伙子揍了。大妈,这个形象在我们生活里变成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形象,什么事都拿大妈说事,我对这个词有些敏感。既然在北京写作,就写一个大妈的事。这是我选择写这篇小说的动机。

  其次想的是怎么写出一个大妈。我发现我们所接触的大妈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观念来的,是从革命时代来的,革命的时代改变了中国一代人、两代人的人格,我这代人的人格都跟革命时代有一点关系。

  从小说的技术层面来说,写一种人在他所格格不入的环境里面,特别有戏剧性,比如说外国人在中国、中国人在外国,这本身就有隔阂和矛盾,本身就出故事。刚开始只是想写这种隔阂、这种矛盾,但是写到他们跟物业公司斗争胜利之后,好像这个故事还没讲完,突然想到这个大妈可能有新的故事,当她代表群众战斗、夺得权力之后,她自己会不会被这个权力异化?一个人接触一点权力之后,可能会起到的变化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就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他自己了。这种感触给了我这个小说的结尾的构思,这个大妈代表群众去战斗,而战斗的结果是她自己有了一点权力会变成什么样。

  人在岁数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等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老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其实是青春期的躁动。相对成熟之后,就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会想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对这件事别人是怎么看的,对我们的生活别人的理解是否不一样。从关注自己到关注别人,写作就变成从自传性的写作变成观察社会的写作,而且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认同比较传统的文学观念,觉得文学应该跟社会发生勾连关系,应该对社会、对我们的时代作出说明和反思,文学是有这方面的社会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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