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安街当“街巷长”（深阅读）

　　“常住居民机动车21辆、垃圾桶7个、停车位不到30个……”5月3日早上见到刘美娜时，她正在翻看一本《西长安街街道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规范化手册》。在“街巷基础数据台账”这一页，记录着一个名叫东安福胡同的各项数据，“有几个数据还拿不准，得去胡同转转”。这已经是她这周第三次去巡查了。

　　东安福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南侧，受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管理。由于地处首都政治核心区和功能核心区，这个街道办事处有“京城第一街道”之称。其管理的94条街巷，是推行街巷长制的首批街道之一。一个月前，作为该街道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的刘美娜，有了一个新职务：东安福胡同的巷长，成了这条胡同的直接责任人。这让她压力很大。

　　街巷长制的推出，源于北京市市长蔡奇今年3月底在长安街附近街道的暗访。暗访后，他提出建立“街长”“巷长”制。如今，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2435条背街小巷都有了自己的街巷长。

　　大街是城市的“面子”，背街小巷是城市的“里子”。对于城市来说，面子里子都重要。一个多月来，街巷长工作得如何？居民认可吗？街巷长制度对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有何启示？本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 街巷整治的“一把手”

　　“既然当了街长，这条街道的大小事都是我的‘分内事’。”

　　东安福胡同，全长452米，是一条东西向的单面胡同，西临北京音乐厅，东接国家大剧院，文化气息浓厚。胡同北侧是某部大院，再往北就是长安街，南侧为居民院落，住着104户居民。

　　跟着刘美娜来到胡同口，看到南侧一溜灰色房檐，映着暗红色的窗沿，下方的红叶石楠、月季等绿植景观，透着静谧祥和的气息。

　　仔细看几处灰墙，墙上的砖都是新砌的。在一处大门紧闭的门店外，张贴着一张写着“此店已撤，请勿打扰”的手写公告。刘美娜解释说，由于胡同宽度不到两米，此前就不允许开店。如今，曾倚着胡同南侧院墙盖的几个杂货棚和违规建筑全不见了踪影，胡同显得宽敞豁亮。

　　“刘巷长来了。”走到胡同中间的北新华街社区服务站，来办事的居民邢阿姨，迎上来热情地和刘美娜打招呼。邢阿姨是这条胡同的老住户，在她的印象中，胡同里以前私搭乱建、乱停车、遛狗不捡狗粪等现象很严重，也没人管。“没想到这姑娘当了巷长以后，把乱建的房子拆了，‘僵尸’自行车清走了，还号召大家文明养狗，给胡同里的老人送证上门，挺好！”

　　让社区居民竖大拇指的还有西四南大街的街长王连喜。

　　“五一”劳动节前的一个傍晚，住在这条街上颁赏胡同的王立军老人出门遛弯，走到胡同口，发现路旁的铁栅栏已经摇摇欲坠。找了几个部门都没有结果后，她想起了胡同口挂着的街巷管理公示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给街长王连喜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几分钟以后，几个小伙子就来把铁栅栏修好了。”

　　“我们生活在这里，真心地希望它越变越美。”王立军说，现在胡同里大部分煤棚子拆除了，乱放自行车的少了，花花草草也变多了，“王街长是真心实意给我们办实事”。

　　“既然当了街长，这条街道的大小事都是我的‘分内事’。”西长安街街道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王连喜，如今成了西四南大街街长。在他看来，街长意味着责任和担当。

　　除了处理这样的突发情况，王连喜每周都会带着人巡几次街。他解释说，“整治‘僵尸’自行车、拆煤棚、拆违建，都需要社区居民的参与、理解，平时不和他们多接触多沟通，这些事是做不成的。”

　　■ 多方参与的新机制

　　“有了街巷理事会，大家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工作开展起来效率很高。”

　　巷长刘美娜、街长王连喜的工作，是北京市东西城区2435条背街小巷街巷长这一个月工作的缩影。

　　街巷长制度的出现，源于北京市市长蔡奇今年3月底在长安街附近街道的密集暗访。暗访后，蔡奇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为背街小巷治理“把脉开方”。他提出，要以“十有十无”为内容集中开展背街小巷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把责任落实到街道、社区，建立“街长”“巷长”制，解决北京市主支干道、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问题，创建一批示范街面、精品胡同。

　　“十有十无”是这个行动计划直接而具体的标准。“十有”，就是有“街巷长”、有自治共建理事会、有物业管理单位、有社区志愿服务团队、有街区治理导则和实施方案、有居民公约、有责任公示牌、有配套设施、有绿植景观、有文化内涵。“十无”，就是无乱停车、无违章建筑（私搭乱建），、“开墙打洞”、无违规出租、无凌乱架空线、无堆物堆料、无道路破损、无乱贴乱挂、无非法小广告。

　　街区、胡同要达到“十有十无”标准，街巷长是第一责任人。目前，街巷长主要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直接对街道办负责。他们都和街巷所在的街道办签署了“军令状”，若不达标，将会被约谈、调离岗位甚至问责。

　　街巷长开展工作，自治共建理事会是得力助手。王连喜、刘美娜等街巷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所在街巷的自治共建理事会。

　　“理事会成员都不是随意选出来的。”王连喜介绍说，他所在 “西四南大街街巷理事会”一共8人。理事长是西四南大街所辖义达里社区的负责人李腾，他本身熟悉社区工作，而且充满热情、有责任心。秘书长由社工王新香兼任，相当于理事长助理，负责组织会议、收集档案等。另外，理事会还包括5名委员，他们是社区居民、楼门院长、驻街巷企业单位和首华物业公司的代表。“比如居民代表李淑英，今年快70岁了，她主动要求参与理事会工作，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环境好了是大家的。”

　　按规定，街巷长每周至少要巡街1次，开1次理事会；理事长和秘书长每周要巡街3至5次；理事会成员每天轮流巡视街巷。

　　刘美娜说，有了街巷理事会，工作开展起来效率很高。“理事会成员每天巡街发现问题后，能处理的他们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会汇报到理事会，大家一起研究解决办法。”

　　同时是西长安街街道办新闻发言人的王连喜表示，街巷长制度实行一个多月来，西长安街街道办任命的94个街巷长已经进入工作状态。多数街道的乱停车、私搭乱建、开墙打洞、狗粪占街、小偷小摸、黑车和黑导游等问题得到很好整治。

　　针对很多胡同缺乏物业管理的问题，街道办还招标引进了4家物业管理公司，未来将帮助居民管理车位、维护治安、垃圾分类、处理紧急事务等。

　　■ 社区自治的好办法

　　“无为而治才是高水平。街巷长制度的目标是让居民养成自觉、自治习惯，自己解决社区问题。”

　　“街巷长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对社区的行政力量、居民力量、社会力量联席化，由街巷长负责调动资源，形成了良好的协调机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缪青，多年来研究城市社区居民自治问题。他认为，街巷长制度的推出，旨在现有社区服务站、居委会等力量之外，创立一个新机制，引导更多居民、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自治，协同解决城市的“胡同病”。

　　缪青表示，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多元共治问题，一般有两个方向，一是纵向的行政治理，二是横向的网络化治理。横向网络一般由社区服务站、居委会、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等构成。30多年来，北京等大城市的社区治理经历了4个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的强调社区服务，到90年代强调社区建设，关注资源整合；再到本世纪初开始打造和谐社区，培育社会组织；如今的社区治理更强调专业化、项目管理、社会组织介入和网格化治理。

　　“总的来说，街巷长制度是一种有益尝试，有利于将横向治理和纵向治理更好地协调起来。”缪青说。

　　不过，街巷长制度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一些问题超出街巷长的职权范围。西四南大街西侧的多处违建难以拆除，盘踞在多个胡同房屋边如蜘蛛网般的电线难以入地等，是街长王连喜的忧心事。而让刘美娜觉得棘手的，则是东安福胡同居民的停车难，“胡同里90%是平房区，以前没有给居民设计车位，他们只能自己占，现在很多‘僵尸’自行车，其实就是居民用来占车位的，无法清理。”王立军老人也反映，如今虽然胡同的街道干净了，但很多居民院子里还是脏乱差，这涉及到更为“里子”的问题。

　　在缪青看来，这属于“治理空缺”问题，单靠街巷长所能调动的资源无法解决得当，需要依靠更高、更多行政部门的联席机制来协调解决。

　　其次，社区自治程度仍然不高。街巷长制度的目标，应该是通过街巷长及其理事会的带动作用，发动更多的社区居民、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自治。

　　“无为而治才是高水平。”缪青提醒，设立街巷长制度，是为了达到“十有十无”标准，要防止过度行政化倾向。街巷长制度的落实重点，是加强横向的网络化管理，提升居民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水平，让居民养成自觉、自治习惯，自己解决社区问题。

　　他建议，可参考加拿大的社区管理经验，用项目管理办法来提升居民参与度。例如，针对“十有十无”中的特定问题，设置专门项目，由街巷理事会负责运营。项目资金可由政府每年拨付给社区的资金、政府公共财政、相关企业等各出一部分，用补贴形式来激励社区居民、志愿者、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等居民养成相关习惯后，就可以取消该项目，这也解决了行政化机制带来的“退出难”问题。

　　发动居民参与，刘美娜有自己的招。她正准备在社区搞一些活动，发动居民提意见、参与志愿活动。作为奖励，参与的居民将可以获得相应积分、奖金或者看演出的机会。“如果有更多的资金，居民的参与热情会更高，我能做的事肯定也会更多。”刘美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