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文明密码）

　　2016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正在火热的评选中。在最终入围的25个项目中，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考古非常引人关注。它是继牛河梁遗址之后，红山文化近些年最重大的发现，为解决红山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提供了最丰厚的资料。

　　这处距今约5305年—5045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墓地，考古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墓葬78座、祭坛1座及祭祀坑29座。考古工作者首次在红山文化积石冢上发现柱洞和础石，推测该建筑遗址具有祭祀功能。一座冢内发现墓葬78座，这是单体冢内发现墓葬最多的，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的人骨材料；冢内墓葬中共发现玉器140余件，也是单体冢内发现红山玉器最多的；多件玉料、玉器加工的半成品和玉钻芯的发现，对研究红山玉器的玉料、加工技术、加工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墓葬中等级最高的石棺墓，棺内除主人遗骸外，更有惊人的陪葬品，玉猪龙、玉璧、石钺及兽首形钺柄端饰叠压共出，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一整套完整的带柄端饰的石钺，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说明红山文化也有战争，并不仅仅是依靠宗教或者信仰来控制各个利益集团。还有数量众多的石雕人像，形体大，造型奇特，面部和发饰具有写实特征，出土位置明确，是研究红山文化宗教祭祀观念和艺术成就的新材料。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北亚地区同期或稍晚阶段的史前文化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赤峰英金河流域进行史前考古调查，揭开了辽西地区田野考古的序幕。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丰富的陶器、石器等实物资料，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出版了《赤峰红山后》的考古报告。1954年，著名学者尹达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群开始正式考古发掘，成为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牛河梁遗址群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有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祀平台等遗存，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最先进的、级别相当高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和祭祀中心。积石冢内有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边缘墓之分，显示等级制度已经确立。

　　牛河梁遗址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玉器，多为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后用来随葬，成为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和标志物，形成了具有唯一性的玉礼制系统。这批造型独特、内涵丰富，具有明确专属功能的玉器，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的C型玉龙及玉猪龙。龙的信仰或者说崇拜曾经在中国的多个区域存在，而且大约在六千年前，开始了互相影响的过程。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精雕细琢，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吻部前伸，身体蜷曲如环，源流清晰，可追根溯源到兴隆洼文化精美绝伦的玉玦。红山文化的C型玉龙与甲骨文中的龙字最相似，可以说是中国龙的祖形。专家认为，辽西地区是黍、粟等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区，而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祈求农业丰收也是祭祀的重要内容，龙文化在这里起源有它合理的解释，之后以龙为形象的玉器更成为礼器或者通神的媒介，逐渐深化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的共同信仰。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也正是以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突破性考古发现为基础，才开启了影响至今的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与思考。

　　红山文化主体分布在西辽河流域和大、小凌河流域，在考古学研究中通常称其为辽西地区，该地区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域。5000年前的中国，正是史前文化的转折期，各主要文化区都在酝酿着或者上演着跨越式的发展，广泛吸纳周邻地区的文化因素，或是推动红山文化发生质变的重要力量。比如彩陶在红山文化的晚期大量出现，被广泛应用在生活中和祭祀中，改变了本地区过去一直延续的夹砂陶独领风骚的局面，这应该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密切交流的证据之一。位于长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随葬品数量惊人，玉、石器可多达300多件，包88公斤的玉猪和仿龟壳的玉筒形器，和红山文化的玉器异曲同工。两地虽然相隔千里，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相信，在五千年前两者之间已经存在远距离的上层领导之间的高等级礼器等物质的密切交流。

　　辽西地区并不是边远的文化区，也不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次生文化，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将会证明，红山文化不但代表着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比中原地区更早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