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作家近况）

　　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更多的是文学受惠于他们，一种更多的是他们受惠于文学。前一种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光荣，使文学成为人类文化中宏伟辉煌的殿堂。后一种则从文学中获得无穷的好处。文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们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们应该对文学感激涕零。

　　陈世旭说，自己属于后者。“我写作着，我生活着，这就够了”，这句话写在陈世旭一个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人生定位。

　　20世纪70年代，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获1979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他曾是文坛风云人物，近年来也新书不断，当属宝刀不老。实际上他的写作始终伴随着争议和退稿；他所秉持的理念，与我们印象中的名家大相径庭。“先天才华和后天修养的缺失，让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无比的艰难。”陈世旭坦率地说，最初写过的十几个短篇，除了一两个在地方报刊发出，大多成了废纸。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写的《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前先后被两个刊物退稿。此后，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的《马车》，也曾是《人民文学》的退稿。

　　《小镇上的将军》把他卷进当时激荡喧嚣的文学漩流。那些年是文学的好日子，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而这恰恰是陈世旭在写作上最悲惨的时候。被调回省城专业写作的他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尔发出一两篇，只能是让人失望。

　　1980年春，对青年作者怀有莫大热望的著名评论家冯牧在一个座谈会上忽然提到陈世旭的名字，说有人告诉他，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的作品都不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也因此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清醒。”陈世旭说。他奉为写作圭臬的是两句话：其一，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其二，写作就是用最畅晓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尽可能多的人（大意）。前一句是冯梦龙说的，后一句是托尔斯泰说的。

　　1998年，《镇长之死》获首届鲁奖，陈世旭却没有参加颁奖盛典。《镇长之死》是对《小镇上的将军》写作反思的一个结果。他希望摆脱之前人物塑造的扁平化。有没有实现这个想法他自己并无把握。

　　而今，陈世旭快写一辈子短篇了，退稿依旧是常事。2015年和2016年发表的短篇《花·时间》和《欢笑夏侯》都分别是《收获》和《人民文学》的退稿。编辑部不到觉得实在不堪决不会退自己约的稿。虽然可以拿取舍眼光不一来安慰自己，但也说明作品没有达到公认的水准。他把这些记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警醒自己永远别嘚瑟。“所有这一类评价一定程度上对我是一种激励，逼我在写每一个下一部作品时都尽力而为，去争取更多的认可。”

　　陈世旭很少写长篇，2014年出版的《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作家出版社）是史上唯一一本书写八大山人的长篇传记。他在现存不多的关于八大山人的史料记载中，用自己的文学想象和大量相关历史资料，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八大山人形象。

　　在2017年的新作《马车》（文化发展出版社）中，收入了陈世旭的五个中篇小说代表作，其中的《青藏手记》，是他少有的以井喷之势写就的力作。

　　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陈世旭从来没有过“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之类的高峰体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总在找米下锅。“在我写作最枯竭的时候，王安忆建议我打破惰性，去感受一些异质性的生活，比如去青藏看看。”后来陈世旭还真得到一个机会，去青海采访上世纪50年代援青的内地人，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他常常天亮前动身，穿过沙漠、戈壁、荒原，到达目的地已近半夜，那些接受采访的人已经等了一整天。面对一屋子“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花白头发，他忍不住泪奔。太多的故事来不及记录，回到江西正好是国庆长假，陈世旭就在那些天里一口气写了3万多字的中篇《青藏手记》，随即给了《人民文学》，很快就发到头题。但正赶上文坛流行“反崇高”“取消意义”“零度情感”，这种题材自然是运交华盖。有位评论家说，陈世旭的写作像一壶水烧了半天只听见响，就是老也不开。

　　“西西弗斯之役，看来是我的宿命。”他自嘲地说，“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门可以聊补生计的手艺，再多点，就是满足爱好。我从来认定平淡、平庸、平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陈世旭有一篇文章，叫做《平庸的写作和平庸的快乐》，被转载多次。他说，与其巴望那些虚幻的美梦，不如踏踏实实尽力把自己做到最好。这样的庸人主义不值得提倡，但他觉得做人做事还是实在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