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周抡园可以回归到美术史的多样性和真实性之中

　　周抡园（1899年—1988年）是20世纪非常特殊的画家，他的特殊性和历史上的很多画家一样，不能为同时代的画家所重视，有很长时间不能为美术史所认识。周抡园的特殊性是因为他和这个时代产生了紧密的的关联，和这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失去了联系，周抡园的艺术没有这份精彩；如果失去了这份关联，周抡园的艺术就没有今天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画面临着改革的历史重任。因为不改革，仍然是不能脱离古人窠臼的个人胸襟。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艺术如果不能联系现实，不能表现现实，它就不能生存。国画家们为了传统艺术在新中国的生存，纷纷走出了自己的画室，他们放弃了过去的临摹，放弃了过去的画谱，走到生活中去写自然山川，从而由表现自我进入到表现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以后，新中国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其建设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变化和幸福安康。因此，需要反映这种变化，特别需要用歌颂来激发社会的热情。传统的山水图式不能表现新中国的变化以及发展的要求。服务于社会政治的需要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主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中，周抡园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付出了很多智慧和辛劳。在一个时期的发展中，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比较生硬地结合一些现实的景观，电线杆、公路、汽车、水库等新的元素出现在最初的山水中的时候，往往比较生硬。有的为了表现现实生活，极力模拟自然，追求画和现实相似的景象，染天染水等等，引起了很多京派画家和其他传统画家的反感，认为它们不是中国画。所以，像周抡园这样具有很好的传统绘画功底，而且作为京派传统的传承人，虽然这个时候他不在北京，也不在长安画派的西安和江苏画派的南京，更不在海派的上海和岭南画派的广州，没有处在一个文化的核心位置上，也没有处于文化的关键点上，但是，他很好的发掘了川地的风物，包括自然景观，使得地方特色成为他这一时期艺术中的最为鲜明的特点。

　　可是，用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周抡园，能够发现他的画中有很多精彩的亮点至今在闪烁，而这正是这一时期美术史需要补充的内容。为什么在当时，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艺术史缺少对他的关注——因为他的题材具有时代的相似性。因为一个时代只能在相似性的题材中挑选几位画家作为代表，可是，一个时代所做出的贡献是由无数画家共同来完成的，没有这个共同创造，就不能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显然，在代表人物的选择中，人们忽视了周抡园，没有能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的高位之上，这并不反映他的价值和意义不被重视。显然，人们再选择的过程中是基于某一个点，或者基于某几个点，人们在权衡中选择了傅抱石，选择了钱松喦、关山月。

　　无疑，20世纪新山水画的精彩不是由几位画家、几种图示、几个样板就能够发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没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集体意识和流行趋向以及整体成就。因此，周抡园的艺术，尤其是他的山水，画了很多人所忽略样式或者是还没有深入到的川中景观，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山水画中具有独特型的价值，川中的自然景观在中国山水图式中尽管历代都有画家表现，但是，它不像那些具有标志性的景观那样成为历代画家的主要表现对象，或者成为美术史关注的一个要点。然而，周抡园沉浸于此几十年。周抡园的贡献在于他把许多被人们所遗忘的川中自然，结合到与现实相关的修水库、造大桥等非常具体的时代激情之中，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图像，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正是往日的名山所难以呈现的内容。

　　当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标志性的物象放置在崇山峻岭之中，隧道中的火车穿越两山之间高高架起来的桥梁等等，又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虽然反映这一时期生产建设成就的图像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其他画家中也有相同题材的时代代表作，可是，周抡园表现的独特性依然可以成为这个时代中的代表之一——因为他的地方特色，因为他的坚持不懈。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李可染的火车是从隧道里面出来，只看到火车头；周抡园同样画山中的火车却是进山洞，其中的不同是进山洞的火车能够看到长长的列车，以鲜明反映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这是另一种表述方式。李可染是画火车，周抡园是通过画火车去表现进一步的内容。再来看周抡园多次画的“红岩”这一题材，有着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想法，也与钱松喦的《红岩》这一时代中的代表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个时代的画家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去表现现实生活，对于同一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题材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正是一个时代的美术史不能缺少周抡园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