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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东亚，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四周则称夷狄之邦。这种严内外之分、明华夷之辨的文化使命感，曾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晚清之际，这种文化的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来，西人东进，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先受挫于英法，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圆明园被野蛮焚毁，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所打败。亡国、亡种的焦虑代替了理性的价值评判，富国强兵成为压倒一切的最终目的。
近代华夷之辨的文明变化
面对西洋文明的强烈攻势，往日的“华夷之辨”演化为近代的“中西之争”，名称改易的背后隐藏着文化心理的巨大转变。洋务运动的失败，刺激了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1896年，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写《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的原因时，也强调“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显然，在对富强的急切期盼中，近代知识精英接受了这种隐含文化霸权的思想。
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渐渐丧失的历程。晚清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怀疑日渐加深，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日臻极致。有人将传统文化看作近代化的绊脚石，主张一切风俗惟西方文化马首是瞻。
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晚清政府和精英们不断地兴工厂，造铁路，行宪政，改官职，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暂且不论其实质与效果，却将西风越煽越劲。民国肇建后，兴共和政体，改满清旧俗，而局势并未得到改观。
若说国家沉疴日重，而向西方寻求救治良方已数十年，至此仍未见奇效。民主革命并未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动乱和更大的失望。胡适悲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正是在这种“百事不如人”的心理暗示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全盘西化”的浪潮。
“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陈序经说：“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在这种思想的映照下，传统典籍、节日风俗、语言文字等中华民族曾经引以为豪的传统文明，也在向西方狂奔的路上被弃之如敝屣。
现代国粹主义的文化反思
对于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来说，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是其民族内心最深层的骄傲。如果说西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中国于危亡，那么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首先在于其文化的独立性与自足性。
在这个层面上，“全盘西化”浪潮与救亡的目的也不乏南辕北辙之嫌。由此思路，章太炎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号召。近代国粹派的产生，使得西方文化至上论受到重击。他们试图“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国学之精义”。试图打通中西，以中证西，进而昌明国学。在此之际，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再度树立起文化的自信心。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还给欧洲人开出了具体的药方：“西洋文明不成。为欧洲人的前途计，应该接受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应该欢迎我们中国的孔子之道。”
这也正映照出当时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两种思路，即严复所言“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即为逢迎变化之随波”。当复古资源不足以支撑文明体系时，西方文化成为了革新的方向。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使之互相融合，并朝着既定的变革方向发展，也成为了重要的时代命题。
时移世易，今日中国已摆脱了当年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而如何协调中西文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只是这一工作今天可以更为从容和理性。只要我们仔细谛听百年前的声音，自有足资今天借鉴的地方。“会通”一派的声音就弥足珍贵。
当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会通
“会通”一词，源于《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功，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对此孔颖达释为“观其物之会合变通”。应该说，“会通”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思想资源，包容开放是其最重要的特质，融会贯通是其最根本的要求。
在近代文明冲突与交流空前猛烈的时代，对于如何在老大帝国中重塑新型文化，就有人提出会通的理论：“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西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这种不偏不执的态度，被视为重建文明的理性之举。“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是重塑文明的第一步。
所谓“会通”，意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就要绝对避免陷入“中体西用”的心态。在理论层面上，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方法论上，钱穆也指出其中的要害：“实在也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这恐怕也是今天文化建设须重加思考的问题。
中西文化皆自成体系，文化会通更要注意避免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性损害。如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基本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对西方文明不加甄别地吸收的代价是中华文化的沦亡、消解。欲求会通，必先博观约取，为现世所用。
所谓文化会通，不是一种文化为主，他种文化为宾；更不是一种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他种文化只有被吸纳、被消化的命运。在急剧变化、观念多元的今天，没有哪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以政治生活为例，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固不足取，而西式民主难道就绝无瑕疵？
文化会通就意味着要打破对任何文化的绝对迷信，重新评价一切文化的价值。发掘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现代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合适的接榫之处，理性地衡估其是非优劣。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欧洲中心主义日渐衰歇的时代，多元文化如百舸争流。奉西方文化即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处于此际的中华文化，自然不必如百年前那般妄自菲薄，去羡慕西方的蓝色文明；也不宜文化自大，自弹自唱。
文化会通的意义在于全面展现华夏文化中海纳百川的气魄、永无止境的气势，是其他文明的优长映照进中华文化的母体，再造一个气势磅礴的新文明。今时今地，在新的时代关口，新型文化的确立，不仅要会通古今，也要会通中西。若能如此，“会通之义大矣哉”！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