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在香港新亚书院，国学大师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先生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但因时局飘摇，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讲稿始终未能整理成书。尽管“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但“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一如文学评论家刘悠扬在钱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出版）附记中所言，“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一经报纸连载，“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

　　钱穆“学问淹博”，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高深的造诣。但是，他最爱的，还是中国文学。

　　由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原本是钱穆讲课时的笔记。或许这并非传统的、狭隘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个性十足，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他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见性情而有趣味，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伯伟说它“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更是直言不讳，相较于正襟危坐的文学史，更喜欢钱穆这“自作主张”的文学史，“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叶龙在序文中说：“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那么，钱穆《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该如何认定？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之于“钱学”，之于中国文学史，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我、他，一切还不得而知。但是，刘悠扬认为“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是标本，弥足珍贵。”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既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家精神的努力，更来自他浇灌于三尺讲台的生命之烛——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勇气和坚韧，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学问渊博，是公认的“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系年》《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朱子新学案》《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等影响甚巨。著作集《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慨。

　　相对于系统的专业著述，讲义集结成书的最大优点是“现场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比如，钱穆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最能体现“句酌字斟”，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又说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骆玉明说：“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书中，钱穆不仅引经据典，还“普及”“纠错”了史学、地理学相关知识。这就是钱穆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史、做学问“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

　　钱穆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代，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其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尔产生而已。”这种对文学史的断代，异于他人。他认为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文学是时代的，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却并非要讲给世人听。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比如讲汉赋，他说：“……赋后来变成了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此语隽永，愈思愈觉得有味、有料、有所指。《国史大纲》中说：“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说：“此种精神，几等于一种宗教精神。”于此小露峥嵘耳。

　　这就是钱穆，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