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浴火黎明》试塑新形象

　　改编《红岩》并不简单。这部半世纪前的长篇小说对中国人来说是最为熟悉的红色经典，其中的主人公更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在当代语境下，如何用京剧去改编这个题材且对当下生活有所启示？上海京剧院在孕育数年后，终于奉上《浴火黎明》这部新编戏，以突破性的人物形象、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实现了现代京剧的深度实验和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回应。

　　前所未有的中间人物

　　《浴火黎明》的故事脉络来源于《红岩》，1949年重庆解放前一年，因叛徒出卖，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创伤，大批党员被捕。在狱中，革命者坚持斗争，直至牺牲。

　　作品塑造了邵林、许志烨、范文华等一批共产党员形象。邵林集结了狱中众多女共产党员的影子。她以女性特有的坚毅与不屈与敌人斗争，以细腻与宽厚拯救一度动摇的战友，成为狱中党组织的坚强核心。

　　许志烨是众多成熟刚毅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身为中共重庆市委高级干部，虽然对市委书记刘国定的生活腐化有所察觉，却失之纠察，这成为他无以挽回的心痛。痛定思痛的他，竭尽全力将自己的沉痛思考与狱中难友的思考汇集在一起，推动了“狱中八条”的诞生和传递。

　　而范文华则是从未在“红岩题材”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他对党有着朴素的情感，把刘国定当作党的化身，错把崇拜当信仰，在得知刘国定叛变革命出卖同志后，意志发生动摇，最后经由狱中组织的感召和帮助，他重拾信仰，坚定不屈。

　　范文华这样一个形象，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浴火黎明》也是红色经典题材在创作思维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范文华”是崭新的、熟悉的陌生人形象。他表示，长期以来艺术创作在哲学意识形态上是二元对立的，要么是先烈，要么是叛徒，对于中间人物绝少涉及。“范文华”的出现是对红岩题材的新开拓，是红岩艺术画廊里崭新的艺术形象，在美学上值得关注。

　　在他看来，范文华这个中间人物的出现不仅丝毫没有降低灵魂的制高点，而且从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气度。更重要的是，这个形象的出现，提醒今日的艺术工作者重新审视活跃在重大历史题材中的中间人物，用全面辩证、兼容整合的方式解决长期制约艺术创作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

　　剑指贪腐与信仰危机

　　《浴火黎明》最初拟以《红岩》中成岗的原型陈然为主人公，以《挺进报》的故事为主体。编剧李莉观看了100多集的影视资料片，阅读了9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特别是革命烈士遗留下的2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被“狱中八条”所震惊。其中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作风问题”，更令她惊讶不已。“60多年前这些深陷黑牢的共产党员就能提出直贯当今现实的严峻问题，令人钦佩。”这也促使李莉决定选取一个新角度来写《浴火黎明》。

　　刘国定因贪腐导致的叛变，成为全剧的导火索。他认为自己为党工作多年，总不能白白奉献，嘲笑范文华是傻瓜才会相信革命信仰。他的叛变直接导致范文华的信仰迷失。为挽救范文华以及和他一样信念动摇的同志，以邵林和许志烨为代表的党组织，展开了一场信仰的救赎运动。

　　剧中不只一次厘清了个人的信仰与组织的信仰，伦理的信仰和理论的信仰的不同。如许志烨劝戒范文华：“同志，不要轻信表象，不要盲目追崇。”“我们信任的是党，追求的是党的最高目标。迷信和崇拜个人，绝不是真正的信仰。”

　　剧中不只一次强调了深陷黑暗的共产党员对信仰的自信。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狡诈的危言耸听——“高层贪腐，忠诚尽丧，你们的组织完了”，邵林挺着胸膛面色坚定地说：“江河万里，鱼龙混杂，何须惊讶。你抓了180余名共产党员，请问，有几个贪腐怕死？又有几个忠诚尽丧？”这一番回应可谓是全剧的“剧眼”。革命道路如九曲回肠，说不清的考验纷至沓来，能甄别出真伪、锤炼出信心、守得住信仰的人方显共产党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