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辩证 整体关联 动态平衡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和典故，无不闪耀着传统辩证思维的光辉。

　　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思维结构，辩证思维不仅体现在我国历代思想家的理念世界里，而且渗透到农业、医药、军事、民俗、宗教、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难怪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阴阳”范畴的演变轨迹背后，渗透着中华民族独特“意象思维”

　　北宋理学家程颢曾多次在半夜思索宇宙人生的奥秘，有一番体悟令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究竟是什么发现让程颢如此兴奋？原来是“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所谓“无独必有对”，即是说万事万物不能孤立存在，都是相对而生的。对于这个道理，古人有专门的范畴来表述，那就是“阴阳”。

　　“阴阳”最初的含义，大概与日光的向背有关。《诗经》云：“既景既冈，相其阴阳。”此处所谓“阳”，就是朝向日光的地方，而“阴”则是背对日光的地方。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把“阴阳”的范畴推而广之。比如，在天地、日月、男女、雌雄、昼夜、寒热等相对存在的现象中，把天、日、男、雄、昼、热等具有光明、温暖、刚健、生发、向上、活动等属性的现象归为“阳”，而把地、月、女、雌、夜、寒等具有黑暗、寒冷、柔弱、收敛、向下、静止等属性的现象归结为“阴”。最终，阴阳成为表征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这一特性的哲学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黄帝内经》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阴阳”范畴的演变轨迹背后，渗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意象思维”，就是立足具体的形象，通过类比和隐喻等方式，来表现抽象的意义。它不同于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而又兼具二者的特点。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强调阴阳之间的激荡与感应，强调整体的和谐

　　从作为儒家圣地的孔庙大成殿，到道教七十二福地之首的楼观台；从中医、武术的徽标，到韩国的国旗；从新加坡空军的机徽，到诺奖获得者玻尔爵士的族徽——都跃动着阴阳鱼太极图的形象。作为“中华第一图”的太极图，是传统辩证思维的生动体现。

　　阴阳鱼太极图由黑白不同、彼此相抱的两条鱼组成，缺少一条，都不成其为太极，此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因此《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同时，令人称奇的是，阴鱼中有一只阳眼，阳鱼中有一只阴眼。这说明，阴阳双方并非绝对对立，而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与韩非子所说的“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紧张对立，完全大异其趣。而太极图中间的曲线，则将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相成的关系生动地刻画出来——如果是直线，那么更多传达的是对立、冲突的讯息。并且，这条曲线不仅是阴阳鱼的分界线，更是让它们关联一个整体的连接线。正如海岸线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开海洋和陆地，更在于将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强调阴阳之间的激荡与感应，强调整体的和谐。《周易》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并将表示天地相交的卦命名为“泰”，而将表示天地不交的卦命名为“否”。另外，《周易》的下经从“咸”卦开始，而“咸”卦的要义，在于以少男、少女交感的意象，阐发感应的道理：“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不同层次的感应所造就的，是一个“万物化生”“天下和平”的世界。

　　中国古人还发展出与“阴阳”学说密切相关的“五行”学说，来描述事物的类别和属性。五行之间的生克，也是传统辩证思维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能为世人提供切中时弊的思想资源和行为指南

　　在《周易》看来，整个宇宙处在一个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的过程中——“易”字本身就有“变易”的含义。传统辩证思维强调，要从“变易”中找到“不易”，把握“变而有常”的那个“常”，从而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为此，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是见微知著，注重细节。《周易》说：“履霜，坚冰至。”当双脚踏上秋霜，就要知道寒冷的冬天快到来了。这就是从细小的现象出发，感知变化的大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强调要注重细节——既要通过日积月累，促成积极的变化，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也要学会防微杜渐，阻止消极的变化，正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其二是保持限度，无过不及。如果要保持事物的性质，就应当将变化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尤其是在修身、行事的领域，更应该奉行中庸之道，把握适度原则。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就是说做过了和没做够，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论语》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君子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做到“文质彬彬”，其实都是在探寻那个最合适的“度”。否则，就容易“亢龙有悔”。

　　其三是把握时机，注重变通。既然万事万物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那么“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周易》强调“与时偕行”，而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如何在具体的境遇中，找到最恰当的应对方式？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值得善加玩索。

　　其四是发挥主动，促成变化。《易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事物的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对此，《老子》提出，人可以主动促成这种变化：“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的范畴和框架，与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多有内在呼应。尽管阴阳、五行在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存在过度比附、神秘化的弊端，但不能因此否认古人从自身角度去解释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积极努力。在当前世界主客二元对立加剧、各种冲突危机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强调整体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交融与和谐的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想必能为世人提供切中时弊的思想资源和行为指南，让人们用一种更加灵动、活泼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在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相与中更加和谐而圆融。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