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略肩负共同使命

　　“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2016年3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向社会公布。在第37章的“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分，文章开头的这段话阐述了中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整体布局，其中“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引领性的三大战略。

　　从提出到完善，三大战略论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与过去的区域发展战略相比，三大战略有着怎样的创新与突破？三大战略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为何，有着怎样的共同使命？

　　提出：适时应势，逐步形成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3个大的发展战略。

　　这表明，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者并称为“三大战略”，但它们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到，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不到1个月之后，习近平在访问东盟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便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源头。

　　不久之后，在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获批；2015年，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指明方向。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定方案、加快推进。”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

　　随后在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推动实施这一战略的总体方针已经明确。

　　几乎就在同时，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谋划，也水到渠成。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中国的东中西部。长江流域覆盖9省2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2016年1月5日，在重庆调研的习近平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了向、定了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3月25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各自提出并完善的同时，三大战略的提法也逐渐增多，并不断在重要会议或关键文件中出现，成为论述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要点。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成为2015年工作的主要任务。

　　随后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便有“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的表述。此后，这一表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继续使用并得到扩充。

　　使命：联通中外，寻找动力

　　创新的发展战略，必定要完成新的使命，同时要解决新的问题。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是根据国内外形势转换作出的重要抉择。”面对记者提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规划处研究员高辉清这样表示。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方面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在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难以分割的情况下，中国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足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而解决这些新问题的使命，就在于为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提供“混合动力”，为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注入“中国暖流”。

　　那么，三大战略之间在服务于共同的使命之时，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表示，三大战略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涉及范围、出发点也不尽一样。“一带一路”旨在适应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强调对外开放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更着眼于中国东中西部合作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则为了解决三地发展的不平衡。

　　而在联系方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侧重实现对外的互联互通，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则是为了夯实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但他表示，有了国内基础才有实力开展对外工作，开展对外工作才能够把国内搞得更好。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三大战略的实施，将促进中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同时能够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

　　事实上，在三大战略的衔接方面，许多地区在规划和定位中也都注意衔接，做到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比如四川、重庆等长江沿线的省市同时对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争做两大战略的支撑点。

　　同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也提到，要“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这在实践中将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做好衔接；而关于利用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优势、加强天津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的表述，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接提供支撑。

　　创新：突破区划，实现联动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上述区域发展战略，并不断在实践中得以落实。

　　那么，三大战略与上述的区域发展战略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相比它们，三大战略创新之处何在？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些表述对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作了定位。

　　“这说明4个板块（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而在新常态大背景下，中国必须选准自己的着眼点和突破口。”

　　采访中，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国力表示，因为四个大板块面积大、类型多、情况复杂，齐头并进推进需要更漫长时间，而确定更易突破的具体发展战略，能够集中项目、集中资金，更容易率先实现发展。通过重要“增长极”的率先规划和发展，将带动区域板块发展，辐射示范全国。

　　“与此前的区域发展战略不同，三大战略突出陆海相连，东西联动，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最终打造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的全方位开放格局。”面对记者提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过去的发展更多的是向外开放，将境外的资金、技术引进来，以出口为导向，而国内相互之间不仅联动较少，同时也比较少强调走出去、双向互动等等。

　　与王义桅教授的看法相似，其他一些专家也提到三大战略在“协调发展”、“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方面所具有的创新点。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三大战略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新思路，将过去重国土空间优化转为现在的经济结构优化。从方案设计来看，过去战略多为建立经济区等特区，呈现碎片化，而现阶段则多为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避免了各自为政、盲目发展、重复建设。

　　“长期以来，各地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发展地区经济，但也出现了以行政区域为划分的地方保护主义，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带来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以三大战略为引领，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能够有效避免产业雷同，防止恶性竞争，对于平衡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长宁区副区长翁华建这样说道。

　　另外，在王义桅看来，三大战略的创新还体现在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方面。“比如‘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关注道路相连还有人心相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目的在于破解大城市病、实现产业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布局，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突出‘绿色’理念、强调在保护中开发，这些都比过去要更进步，关注的领域也更加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