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交流的“推手”（商界传奇）

　　眼前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采访对象。他是华商中的“先锋”人物，改革开放刚开始就进入内地投资；他是教育、文化事业的热心参与者，并因此广受尊重；他是收藏家，无论捐赠还是个人收藏，都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如今，商场上的硝烟俱往矣。曹其镛，这位“世界纺织大王”的儿子，港龙航空曾经的总经理，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发现了自己最该做的事。

　　一份促进“交流”的事业

　　70岁那年，曹其镛突然忙碌起来，已从商界逐渐隐退的他决定，凭借自己商人的力量，推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开始并不顺利。在他决定开始做这事的2009年，恰逢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很多朋友劝他不要碰这个“烫手山芋”。然而经过一番协调，曹其镛迈出第一步，他向清华大学捐资2000万元，在校园内建设亚洲青年交流中心，让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学生在这里共同学习、生活。

　　很快，这种形式在中国国内扩张到5所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加入。曹其镛向每所大学都捐资2000万元，如今这些交流中心均已完工。

　　建交流中心的灵感，来自曹其镛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1957年他到日本东京大学读书时，日本才宣布投降十几年，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不太正常。那时，有一位日本老先生，建了一座“亚洲文化会馆”，让日本学生和留学生同吃同住，增强交流。曹其镛大三时，这座会馆建完，随后两年他住在里面，直到现在，他对这段经历都印象深刻。

　　与青年交流中心相比，百贤教育基金会的投入更多，高达1.5亿美元。这在国内罕有匹敌，不久前开学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总投资3亿美元。

　　这笔基金的主要用途即“百贤”，每年为100名亚洲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学生来自16所大学，每个学生一年能获得2.5万美元，足够的资助让他们可以安心读书。为了增强交流，获得资助的学生必须去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读书。

　　也许是使命使然，曹其镛对“交流”有着很深的执念。他为这些获奖学金的亚洲学生设立了为期3周的夏令营，每天至少12个小时，大家坐在一起互相交流。“我的想法是让他们多交朋友，哪怕吵架甚至打架都不要紧，互相之间留下些印象。”曹其镛笑言。

　　做这些使曹其镛感到开心。尽管从商界“退休”已有20年时间，他如今重新把精力集中起来，与女儿以及很多人一道，推动着这份交流的事业前进。“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应该做的事。”曹其镛说，7年过去了，他还打算继续做下去。

　　“退不退休都是没差别的，基本上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的，能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是最幸福的事。”他这样认为。

　　“富半代”的艰难岁月

　　77岁的曹其镛已是满头银发，跟人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从容淡定。然而他说，如今的成功与坦然，来自过去与父亲共同创业，经历失败的那些日子。

　　“我算是‘富半代’吧。”曹其镛说。作为家中长子，他与父亲曹光彪相差只有20岁，父亲创业艰难的历程，他经历了其中相当一部分。曹光彪赫赫有名，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进入内地投资的第一港商，1978年就开始在内地投资办厂。

　　1965年，曹其镛留学归来，进入父亲的毛纺厂，从零学起。在大学专修机械的他，此时尚对纺织业一窍不通。那时，香港的纺织业刚起步，后来逐渐开始出口，“第一件出口到英国的毛衣，就是我父亲去推销的”，说起往事他颇为自豪。

　　然而，享誉海内外的“世界最大的毛衣生产商”并不是轻易得来的。多年以后，曹其镛仍记得，那些“发不出薪水的日子”“上下波动得厉害的日子”，他跟父亲一起经历过很多。

　　而如今经常进入“世界最佳航空公司”排名的港龙航空，在曹其镛的记忆中，也是他跟父亲“没有办法才去做”的生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当时香港前途未卜，许多人都很担心未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曹光彪决定响应中央号召，投资做航空公司，在国家支持下，为香港的繁荣以及回归后的发展做铺垫。“其实我们也很困惑，当时父亲就说，我是开毛纺厂的，怎么可以搞航空呢？”

　　1985年，港龙航空的成立，一举打破了香港航空业由英资财团垄断的历史。

　　尽管自谦对航空“一点都不懂”，但1989年，曹其镛还是担任了港龙航空总经理一职。如今，港龙航空的服务网络遍及亚太地区53个航点，每周都有约400个航班飞往中国内地，成为连接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重要纽带。

　　尽管在父亲手下“操总局”，但曹其镛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商之道。他坦言，自己并不爱简单追随，反之是父亲很多投资计划的“主要反对者”，相比爱尝鲜的父亲，他更为严谨、稳重。

　　在“一线”见证中国改革

　　作为最早进入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曹其镛完整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不易。他甚至坦言，如果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不该那么早就进入大陆投资。

　　“现在恐怕很难想象，那时候连砌厂房的砖头、水泥以及需要用到的电线、钉子等，都要从国外进口，真的非常困难。”回忆起在内地建的第一家“香洲毛纺厂”，当时的总经理曹其镛依然有很多“苦水”想倒。

　　但这家工厂一开始就选择了很高的起点，也因此，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曹其镛说，他们采用了完全西式的管理方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到澳门的工厂去学习，因为那时内地还没有这样的工厂。甚至，工厂里办第一次酒会时，尚未开幕东西就全部吃光了，因为当时大家都没吃过这些。

　　尽管在经济效益上并不好，但曹家的做法，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激励了不少香港企业进入大陆投资。曹家的投资，也迅速遍及全国，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都有他们的工厂，不少地方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的市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曹其镛也不断推动将西方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引入中国。他回忆说，张家港钢厂的设备是从英国买回来的旧机器，而黑龙江一家有机玻璃厂的生产设备则是从法国买回来的。

　　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也为曹其镛赢得了尊重。而他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捐赠和贡献，也让他获得了浙江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但曹其镛始终不想突出个人，他希望更多人参与进自己的事业中，赋予其更为长久的生命力。比如，在清华大学设立亚洲青年交流中心时，他拒绝了“曹氏青年研究中心”这个命名提议。而在代表家族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时，他也婉拒了写上自己名字的提议。

　　已过耄耋之年的曹其镛，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时，感触极深。如今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机遇很好，从最早对国外不了解，国内发展也不成熟，到如今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这是不得了的，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全世界都没有这个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