笤帚的故事(散文)

　　夏天，父亲在小弟工作的大同市避暑；我从北京去探望，父子在清凉的夏夜聊天。老父亲告诉我，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扫院子。小弟住所的院子不大，但绿树蔽天，每晚都会落下零星树叶，给父亲布置一天的晨课。

　　我想，这是替代性的晨练。人老了，只要坚持运动，哪怕是扫院子，也是好的。说话间，我问父亲：“您用的什么笤帚？”父亲敏捷地站起来，从院子一角摸出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工具给我看。我拿在手里，轻飘飘地，知道这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用新材料化学纤维做的。我转头跟小弟说：“你找把高粱穗子的笤帚，拿在手里有一定的分量，也能使上劲；这种材料的太轻。咱爸往年练太极剑，好像就讲究剑的重量。”

　　新材料做的笤帚如今已普及到家家户户，谁也不会注意它们的存在；但在30多年前，中国并没有这种材料的日用品。我亲历亲见的一件事，如不讲出来，恐怕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30多年前，我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日用杂品局工作。笤帚作为三类商品，属我所在的业务局管理。河北乐亭县是这种商品的主产区，远近闻名。机关、军队、家庭、城市环卫，哪里都离不了这种不受重视的商品。当然，那时这种日用品的材料只能是高粱穗、糜子穗，还有棕、毛竹。有一天，机关办公厅有人拿来一件物品，说“这是美国笤帚，陈主任让给你们的”。我们好奇，拿在手里，撕开包装，欣赏“美国笤帚”——就是如今人人熟悉的化学纤维笤帚。办公厅的人又告诉我们，这是陈主任到美国访问时，让使馆的同志买的，说要日杂局看看，还交代一项任务，让我们找科研单位，分析化验这种材料的成分。我想起来了：改革开放初，鼓励省部级领导都到国外去看看、开开眼界。我们的陈主任是以中国农业代表团的名义访问美国的。那个年代，部长级的领导干部出访，新华社都发电讯稿。我那时年轻，特别注意这类消息。不久，陈主任调到上海，在收拾北京的办公室时，还不忘把他好奇的“美国笤帚”让人送给我们。

　　又过了几年，新材料革命兴起，传统的日用杂品生产所需的材料几乎全被塑料替代了。广东新会的葵扇因电扇、空调的兴起而大量压库销不出去，我曾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木制的洗衣搓板因洗衣机的普及而几近淘汰，“美国笤帚”，也悄没声地在中国出现了。

　　上世纪70年代，菲律宾总统夫人伊美尔达访华，在北京街头看见环卫工人用笤帚清扫街道，她观察得很仔细，说要在马尼拉市推广北京的做法，“用笤帚才能清扫干净”。现在，21世纪了，你在北京街头观察，清扫街道的机车、工具，除了洒水车、清扫车，还会有身穿桔色工服的工人，脚踩电动车，在辅路、人行道，在边角旮旯里俯身清扫，手持一把高粱穗做的大笤帚。他们行进在大街上，一把中国造的大笤帚插在车后的白铁皮箱兜里，像环卫工人的剑戟。

　　农作物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可食可做饲料，高粱杆也可加工饲料，高粱穗是做笤帚的好材料。在新材料革命后出现的日用杂品更新换代浪潮里，卑微的笤帚仍顽强地生存下来，证明它有很强的竞争力。我想，中国造的笤帚绿色环保、经济实用，是传统“国货”，为什么不大力提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