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依法治秦说起(大秦岭)

　　公元前359年，浩荡渭水畔，孝公《求贤令》一出，地处秦岭区域的秦国便拉开了商鞅变法的大幕。“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大秦建立法治社会，首开依法治国之先河。

　　万事皆决于法，内容繁多的律法不再因为对象的众多而显得不可捉摸，浩瀚的社会关系里，拥有了对应的法律规范约束。但凡基于事先认可的法度下，方可舒展各自魂灵、吞吐内心思想。

　　秦偏在西陲，与中原过往稀少，依法治国之后，不但统一六国，而且文化受到了极大提升。《史记》中司马迁认为：“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依古往来。”王照国《诗说》：“秦诗音节皆入商声，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为王化始基。”

　　文化崛起是多少强大民族与国家的梦想。秦文化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在拓展中前行。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云梦秦简，1150枚，近4万字。世人再次欣喜触摸到治国之道的《秦律》，大秦帝国的治法态度、举止规范、善恶准则穿越到今人面前。回想当时的六国，在文化建设上并未形成如此规模的成就。

　　陶文、小篆、度量衡、青铜丝穿战甲、镂空金叶虎雕、印押鉴、兵马俑、铜车马、石戏俑、丽邑等大型文化产品，以及秦简、算数、乘法口诀、车轨、驿道的发明与建立，均厚重地体现了秦文化的崛起，然而这一切均为依法治国的确立而形成。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秦文化兼容并蓄，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壮大，内容愈加丰富。因其实用性、指导性和高效性，秦文化成为中国最有建树的历史遗产。

　　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立了不盲目师古，不盲目崇经，依法为治，以史为师的原则。“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法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

　　不可否认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但缺乏法制引导的文化是无序的，法治的引导会产生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性。行走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文化的崛起既稳定又持久。

　　丝路上的法治态度、行为准则，穿越兽骨、铸刻金石，以篆隶楷行等诸多形式留存于世。法学美感源于律法之严苛，感触其中之美，并非简单生硬，而是如此繁复与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