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皖北民歌,又称《凤阳歌》。其产生的背景有多种说法:一,说它来自民间歌舞,是安徽民间歌舞“打花鼓”中的歌曲;安徽花鼓又称为“双条鼓”“花边鼓”“花鼓小锣”,历史上,由于淮河流域经常闹水灾,一有灾情,老百姓便四处逃荒,沿路乞讨,其乞讨的手段之一就是身背花鼓,手执小锣,边敲边舞边唱,所唱的曲子大都是当地的秧歌、小调,因这种歌舞形式最早流行于凤阳,故又称凤阳花鼓。
二,说它来自明代戏曲,依据是清乾隆年间的戏曲集《缀白裘》第六集梆子腔《花鼓》中出现了这首歌(词与本首民歌基本相同,故略),并被称为《风阳歌》;因为这段词出自明万历年间周朝俊所编传奇《红梅记》,故有人说《凤阳歌》产生于明代。但从安徽与明都南京相距很近,而且歌词中有直接讥讽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内容以及明代文字狱十分残酷这几点来看,似乎不太可能。所以,说它流行于明末清初较为妥切。至于歌舞与戏曲孰前孰后,恐怕也还应该说是歌舞在前为妥。
其曲调共四个乐句,首句中的两个句逗都以“Mi(3)”作尾音,而后面的三个乐句都结束于“Re(2)”音,形成乐句结束音“一边倒”的趋势,这在以“起承转合”为典型结构原则的汉族民歌中是较为少见的。四句共同构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格局,不仅“掩盖”了同音结束的“不足”,反而使之成为民歌文献中手法大胆的一个范例。另外,每唱完“正词”段落后,再一连补唱四个“咚咚咚咚呛”,并仍然结束于“Re(2)”音,既突出了花鼓的特征,又使结束音更加稳定。歌曲反复时第一、二乐句作的一些变化,是作曲家任光1935年在影片《大路》中引用原民歌时所作的改动,这一改动使原曲增加了新的光彩,也为后人所接受。
“凤阳花鼓”还有另一代表曲目也十分经典。该曲目的曲调在四个规整乐句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补充句,接着又有一个相当于“正词”乐段一半的衬词段落。与前一首不同的是,它的一、三乐句结于“Sol(5)”音,二、四乐句结于“Do(1)”音,相互间形成五度关系。而补充句及整个“衬段”则全部结束于“Do(1)”音,具有稳定感。“衬段”另一特征是一小节为一个律动单位的短小“句幅”结构,这种结构增加了后半段的急促感和跳跃性,与前半段平缓的歌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