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也是上海人？（梦里乡音）

　　至今我出国已经26年了。早年间在西班牙华人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会说青田话，走遍西班牙都不怕。”因为早期西班牙华侨华人的主体多为青田籍人士，他们在海外很团结，凭乡音能得到很多切实的帮助。

　　我原籍广东，在上海出生并生活了40多年。按说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素有“大上海”之称，地大人多，沪语人群庞大。可上海话在海外似乎并不好用，可能因为过于精明的上海人之间，彼此间缺少几分信任吧。从小我就知道，出门旅游时最好别说上海话，免得被人贴上“会算计”的标签而另眼相待。到了国外找工作，尽管江浙人大都懂上海话，而我坚持只说普通话，免得被人“触霉头”：“你们上海人一直看不起我们，现在还不是要在我们手下打工。”现任中文学校校长一职，更得坚持说普通话了。想来也真没什么机会说上海话。有一次，接待来西班牙访问的“上海侨商团”，我想，这下可以和老乡说上一通家乡话啦。可一打听，团员竟全是浙江籍，瞧，连客套都用不上上海话。只有在上海联谊会聚餐时，才会说几句上海话。有一次，一位老乡在找厕所，我告诉他：“押末头一间”（沪语“最后一间”的意思），他感慨地说：“好久没听到地道的上海话了”。

　　其实在上海本土，认同的也是海派文化。上海历来是个开放性的城市，大都是外来人口。上溯三代，真正的上海本地人生活在市郊，街面上满是夹杂着方言的上海话，能听懂就行。上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明确“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我和同是小学生的哥哥写了封“倡议书”贴在家门上，希望全家讲普通话。这当然难不倒在电影局工作的父母，结果他们一开腔，那标准的普通话倒是令我和哥哥怯场了。

　　“文革”期间，我工作的中学就近招生，旁边恰好有个棚户区，居民大都是苏北籍。为了便于和学生及家长沟通，我们年轻教师都要学说几句苏北话。这种混杂的方言还曾闹过一个笑话：一个数学老师讲述三角函数的符号变换法则“奇变偶不变”，他说的是普通话，但被他的一个苏北籍学生听成了“前（苏北音发qi）变后（苏北音发ou）不变”。听得那位北大出身的数学老师直犯愣，不知该如何解释。

　　上海的地方戏是沪剧，其前身是上海本地滩簧；上海坊间更流行的是绍兴戏，即越剧；而我则随着祖母爱听苏州评弹。移居海外，偶尔会听到评弹录音，蒋调的深沉浑厚，杨调的高亢委婉，张调的苍劲铿锵——乡音在耳边缭绕，常会听得潸然泪下。

　　我的儿子出生在上海，他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全讲普通话，我和先生在家里也随着儿子讲普通话。所以他能听懂上海话，却不会讲。儿子13岁出国，后来回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学了点上海话。但他的上海话发音是从普通话转换过来的，让真正的上海人“不忍卒听”，我常帮他纠正发音。2010年世博会，儿子的上海籍占了优势，被西班牙国家馆录用为人事主管。我私下里嘱咐儿子说，你在上海联系工作时，最好说普通话，你的那口洋泾浜上海话还是不说为妙。

　　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我记忆中上海话派上用场的没有几次。记得有一次去电讯公司办事，碰到一个亚洲面孔的小伙子，我问他会讲中文吗，他否定了。可看完我的资料后突然冒出一句：“侬也是上海人？”原来，他生在西班牙，父母是上海人，在家中跟他说上海话。所以他会说上海话，却听不懂汉语普通话。没想到，竟碰到了一个只会上海话而不懂普通话的小老乡。

　　听说现在国内一些人在提倡推广方言，我在海外教汉语多年，对此不敢苟同。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还是留给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去研究吧。

　　（寄自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