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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国人坐上东方列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踏上陌生的匈牙利国土。他们大都起早贪黑练过摊，很多人都在曾经的“四虎市场”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如今，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面前，转型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曾经，那些吃过的苦
“你说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累，那是因为你没坐过9天9夜的火车。”在匈牙利打拼了20多年的马文军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匈牙利成为欧洲对中国人唯一免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怀揣淘金梦离开了祖国。
9天9夜，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东方列车上人来人往。背上一大包小商品，走一路卖一路。到布达佩斯时，背上的商品已经换成了兜里的现金。这是很多匈牙利华商都曾有过的开始。
“一块口香糖刚上车时卖一卢布，几站之后就可以卖到10卢布。在车上时间越久，价格越高。坐火车对沿途的当地人而言几乎不花什么钱。所以他们通常上车买东西，几站就下车。什么都不愁卖。”马文军说。
到达匈牙利后，练摊是当时很多人的选择。当时的匈牙利商品奇缺，商机无限。当时因为护照和钱包被偷而被困在布达佩斯的朱云平就走上了练摊之路。
每天早上5时到7时，背着双肩背，拉着小货车，朱云平到地铁口摆摊，卖起了眼镜框、袜子、内衣裤等小商品。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什么都能卖，而且利润高达40%-50%。“当时中国人身上必带计算器、纸和笔，再加上连比划带猜，虽然语言不通，生意却并不难做。”想起那段日子，朱云平忍不住地笑，“一个月下来，我居然有了3000多美元的收入。”
“后来，我开始去波兰人市场抢摊位，那可真是抢命一样。”朱云平说，一直到自己有了固定摊位才好一些。
苦是一定的。每个匈牙利华商背后都有一个吃苦的故事。
练摊之前，马文军曾有过一段“厨房岁月”。“每天洗几千个盘子，手永远都泡得皱巴巴的。几个月的时间，我把一辈子的盘子都洗了。”后来，马文军创建了“雨露”品牌，主营雨伞雨具。“雨伞是大家不太爱碰的一个领域，不仅利润小，还重。一个集装箱如果装鞋，重8吨。装伞，24吨。别人卸一个集装箱需要两个小时，我们需要四五个小时。当年装货卸货都是自己干，谁乐意天天扛那么重的箱子？”
有付出就有收获。马文军的“雨露”稳稳占据了匈牙利雨伞雨具市场的半壁江山，并辐射到周边国家。朱云平的餐馆生意和机械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就在匈华商整体而言，在条件简陋的“四虎市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陆续搬入“唐人街”、欧亚市场等新型购物中心。
转型，那些审时度势的思考
2008年，欧债危机袭来，匈牙利整体经济状况变糟，在匈华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总体来说，在匈华商的生意不太好。我个人感觉，只有大约10%的还在挣大钱，20%的经营还不错，40%的勉强维持，其余的就是亏本的了。”朱云平说。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约是2005年、2006年。那时，我们每年能卖100个货柜的货，每个货柜的货值大概是五六百万美元。四成的货在匈牙利国内卖，六成辐射到周边国家。”马文军说，“2008年以后，生意越来越差，货物开始积压。2008年只能进80个货柜，2009年降到60个。”
转型，才能继续生存。在匈华商开始苦思冥想。
“身边的人都开始尝试转型。一部分人由贸易转为服务性工作，比如旅游服务；一部分人开始尝试“互联网+”，由原来的单一门店销售改为建网站、个性化定制等；一部分人由原来把中国商品出口到匈牙利改为双向贸易；还有一部分人，这些年在匈牙利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语言也比较好，开始整合手头资源，在中匈两国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朱云平正是在自己原有的业务之外增加了一项业务：牵线搭桥。2013年，朱云平的名片上多了一个头衔：“匈牙利经济部工业委员会中国投资者事务部主席”。“简单来说，我的工作就是把匈牙利的科研成果和中国的企业、市场进行对接。”朱云平说，“目前，我有3个项目在谈。”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回到中国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我响应号召回国看看。”马文军这一看，就找到了商机，“当时我和我妹妹的孩子都还小，比较关注亲子教育。回国后就发现，国内这方面还是有机会的。”2009年，马文军和妹妹成立了亲子教育中心“家盒子”。从那之后，马文军就开始逐渐收缩匈牙利的雨伞生意。如今，他的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回了中国。“家盒子在国内已经开了7家店。匈牙利的雨伞生意也已经处于收尾阶段了。”他说。
未来，那些年轻的华商
朱云平和马文军把那些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匈牙利做生意的人成为“老移民”、“老华商”。如今，20多年过去了，匈牙利华商群体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新一代的华商已经成长起来。
“唐人街”在匈牙利指的不是华人聚居区，而是一位老华商——宋万军开发的批发中心。2009年，“唐人街”正式投入使用。这里聚集着从事服装、鞋等小商品贸易的华商。如今，“唐人街”的总经理是宋一楠，宋万军的儿子。
“我其实算是1.5代移民。”宋一楠笑道，“我在河南生活到15岁，才到了匈牙利，19岁到美国读书。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做了两年博士后。2009年，回到匈牙利，进入‘唐人街’工作。”
作为一名年轻的华商，宋一楠有着自己的思考。“匈牙利的华商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如今进入了‘新常态’。传统贸易进入瓶颈期。如今，匈牙利市场已经饱和，而且，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也不利于出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不过，他依然看到了很多机会。“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带来了许多机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来，到匈牙利的也非常多。另一方面，几年前，匈牙利开始了一个国债移民项目。”根据国债中心的官方数据，过去3年，有超过3000个中国家庭申请了国债移民项目。“这意味着匈牙利的华人和企业成分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必须考虑怎样转型适应这些新团体的新需求。”宋一楠说。
如今，“唐人街”正在进行第三期工程。“之前，我们的项目是为贸易服务的，现在，开始逐渐转向服务性行业，比如餐饮、教育等。”宋一楠说。其实，从“唐人街”的变化就能看到在匈华商的转型努力。比如，原来大家只需要把中国生产的东西卖到欧洲，现在则开始考虑把欧洲的东西卖到中国。“‘唐人街’里开始有人开店做物流，欧洲的母婴产品、休闲食品等成为‘新宠’。”宋一楠说，“中餐馆的变化也很有意思。原来，匈牙利的中餐馆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街头卖给当地人的中式快餐；另一种是供当地华人宴请使用的中餐馆。中高档、轻奢型的中餐馆几乎没有。现在，开始有人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唐人街’第三期里就开始有很大的餐饮成分了。目前看来，招租情况还可以。”
除了宋一楠这样在父辈打拼基础上发展的年轻华商外，在匈牙利，还有一类年轻人是在匈读书之后选择了留下来。佟大明就是其中之一。
“我20岁到匈牙利，读了5年书。开始只是想出国看一看，读书期间偶然接触到了旅游这个行业，接触了至活旅游。这是一家有28年历史的欧洲华人地接社。读书期间，我们合作过很多次，感觉很不错。2012年，我加入了这家公司。”佟大明的任务是开拓东欧市场。“这几年以匈牙利和捷克为中心的东欧旅游发展得很好，游客数量每年都大幅递增，华人游客占了很大比例。”对于未来，他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