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两委”换届的故事

　　有句话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还有不少地方流行一句俗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村级选举每3年一次，时间周期短于各级政府每5年一次的换届。而今年，正是许多省份的村“两委”换届年，这是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有数亿农民，中国基层村民自治的选举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中国治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采访多地基层官员，了解村“两委”选举背后的故事。

　　选出来的应是“能人”

　　尽管还有几个月时间，但是本报记者采访的宁夏、云南、重庆等多地基层官员，都已经开始为今年的村级选举做准备。

　　事实上，村级选举包括两部分，村中国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前者简称村支部，后者简称村委会。前者由支部（全村）的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后者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在广大农村，村级换届是一件大事。

　　“对于村民来说，电视上的官太远，身边的村支书、村主任最管事儿。”在宁夏某地做乡长的孟冬，最近已经开始准备今年六七月份的村级选举。他告诉记者，2013年他作为乡镇领导指导过一次村“两委”班子的选举。

　　孟冬感慨，他所认识的村支书、村主任大都是村子里有能耐的人，选出来的基本都是一些有威望、有声望，自身能力较强的村干部。另外，不少人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磨炼，无论对老百姓做工作还是协调，都有其过人之处，推动着工作向前走。“村支书、村主任不是官，但是权力一点都不小，所以这个位置很重要。”

　　在华中某省工作了三年的选调生王晓告诉记者，他发现通过观察基层选举，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基层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经历村‘两委’换届选举，对于我这个年轻干部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锻炼，能获得坐在书斋里学不到的。”

　　动员早已开始。云南大学生村官于鑫告诉记者，4月这里将进行村“两委”换届选举，在此之前，镇上已经召开了动员会，面向所有村“两委”班子成员、纪律监督委员会、大学生村官和扶贫工作队队长等，对政策进行了解释，比如职数设置、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比例等。“接下来，镇上会有相关领导去每个村给大家再做政策解读。”

　　提高村级治理水平，也成为许多地方考虑的重点。“三上三下”，在重庆丰都县董家镇，为即将开始的村级换届做了这样的准备：选拔部分现职村干部上镇级部门锻炼，同时选派镇级部门干部下村补缺任职，多岗位锻炼，加强他们的工作综合能力；选拔优秀本土人才上镇党委、政府工作，力求尽快熟悉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同时选派机关、事业单位部分30岁以下工作人员下村任职“第一书记”或脱贫工作队队员，争取调动全镇居民的脱贫积极性；选拔经村党组织推荐、镇党委综合考察的优秀农村人才到镇党委、村委工作，力争既是村务监督员又是优秀后备村干部，同时选派镇党政班子成员下村任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

　　对打击贿选动真格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弊端，基层选举也不例外。而解决这些问题，是让基层良好运转的重要前提。

　　基层贿选就是其中一个大问题。

　　最近，昆明市委组织部就出台了《关于严肃村（社区）“两委”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将基层选举不可触碰的“9种情形”明确列出来。

　　在分析人士看来，这“9种情形”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向选举人赠送现金、存单、银行卡、会员卡、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实物；为选举人提供吃请、旅游、休闲、健身、娱乐等消费活动；以慰问、帮扶名义向选举人赠送财物；以交保证金形式，许诺当选后将保证金分发给选举人；以许诺当选后赞助村级组织或群众团体活动经费、免除村民债务、给予选举人其他利益或好处等；分发集体资产、用集体资金为选举人交纳各种费用进行拉票；向其他竞选人送钱送物或给予某种利益，让其退出选举；以贿赂等手段诱使或收买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中进行舞弊；利用其他手段进行贿选的。

　　事实上，各地都在对贿选行为动真格。例如，在辽宁营口，该市“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近通报了3起村“两委”换届违法违纪典型案件调查处理结果，指名道姓将2名当事人取消候选人资格，将1名当事人免职，另外，还有3名当事人受到行政拘留处罚，有1名当事人受到刑事拘留处罚。

　　在王晓看来，还有一些问题不得不面对。例如，尽管老百姓都很重视手中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实际投票过程中的参与度有待提高。他曾工作过的镇，地处华中、西南交界，山高路远坑深，在历次合乡并镇中，出现了很多撤并村，一个行政村往往能有两三千人之多，这导致一些自然村的老百姓不认识来自其他村的候选人，也不知道该投谁。

　　除此之外，血亲、姻亲、民族、家族等多种因素，都是多年来观察基层选举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如何因时因地处理这些情况，也考验着基层管理的智慧。

　　王晓告诉记者，对于直接与村“两委”班子打交道的乡镇政府来说，最希望的是有一个扁平化的组织为村民负好责、服好务。

　　远在宁夏的孟冬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为乡长，他直言“很多村支书和村主任能跟我争起来、骂起来”，因为他们是民意的代言人，有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很多时候比乡干部更加了解情况。“我们当然希望村上的矛盾越少越好”。

　　越来越多年轻人参选

　　如今，越来越多外出务工、办企业或者上过大学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参与村干部竞选，为村子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我们这种地方，村主任肯定没有在城里打工的人赚钱多，为什么还有年轻人来竞选？”在王晓看来，村干部每月几百元到1000多元的收入，并不具备吸引力，但是这个职位所带来的威望和声誉，让许多人愿意参与其中。

　　这种荣誉感，让许多村干部上台之后扎实苦干，获取老百姓认可。王晓曾在2013年主持过一次村委会选举，结果选出来的村主任自家门前至今只能通摩托车，却先把其他老百姓门前的路修了，履行当初承诺的同时，获得了广泛认可。

　　在云南大理挂职村第一书记的于鑫对此感受也很深。他告诉记者，村级治理的很多事都是大家商量着来做。他来到村子后发现，当地村支书比较能干、也有威望，因此，两个人在短暂的磨合过后，无论在基础设施完善、扶贫还是教育方面，都有着比较好的互动。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新溪乡均溪村，同为村第一书记的习兵，则肩负着让村委班子重新凝聚的重任。在这个地处偏远的村子，“两委”班子瘫痪，仅仅上一届村委班子就有5个人离职，过去10年间村里换了7任书记，补贴也发不出来，村民不愿意当干部。从建“制度”到招商，他在拉近与群众距离的同时，也让村委院子渐渐有了人气。

　　从总体上看，以前许多村干部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在部队见过世面，也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如今，许多年轻人回来，需带着“公心”，造福乡里。

　　年轻人在基层有着上升的广阔空间。在湖南省桂阳县，针对大学生村官文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与基层联系紧密的特点，今年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桂阳县探索将部分表现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党员选入党代表队伍，以进一步提升乡镇党代表队伍活力，优化乡镇党代表队伍结构，提高党代表参政议政能力。

　　今年的村“两委”选举，在分析人士看来，还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选出来的村干部能否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四川，全国人大代表、九龙县毛菇厂村党支部书记张国富即将退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起，他就一直肩负着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重任。从村里没有一条出去的路，到如今主干道修成了水泥路，村子里的情况早已大幅度改善。面对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任务，他直言，接下来新选上的村“两委”班子，还将面临很多考验。“我对他们充满信心，村子的未来是年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