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中国文学新的言说空间（文学新观察）

　　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阵阵马蹄声开启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在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从容铺展，“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连接起“中国梦”与“世界梦”，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内涵。以此为节点，许多问题被放置在新的视野下去考量、阐释，中国文学也自然如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由“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带来的种种深刻变化将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呈现，谋求超越的当代文学或许能从中得到激发并寻找到丰富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彰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也赋予中国文学巨大的选择和言说空间。在这一战略影响下，人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眼光将发生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重新认识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中国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如何认识自我的问题，‘我是谁’涉及朝哪个方向走下去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谈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依然是个大问题，“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都需要调整。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许多复杂问题，具体到文化层面，既要对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有充分认识，也需要对周边国家文化进行新的判断。我们的观察视角正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调整，这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此，李敬泽认为，“一带一路”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真问题，并敢于去探讨这些真问题。

　　作家祝勇认为，“一带一路”提醒人们用一种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在一个大坐标系里标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一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也可以说是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需要换一种眼光看待自身、建构文化、重塑文学。未来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中国文学都会遇到新的挑战，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写作都要在更广阔的视野和纵深里表达和呈现。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调整，评论家刘涛说，它标识着我们正重新确定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与此相应，文学需要重新思考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海洋与陆地的关系。他说，当年先锋文学特别青睐西藏题材，此后一些网络作家也喜欢以西部为背景讲故事，但这些作品对西部的认知其实相对表面，文学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评论家李云雷说，“一带一路”引导大家重新面对历史和当下、自我与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回头审视传统记忆，另一方面要在世界视野中思考和书写。文学应该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体验表达出来，在作品里建构、预测属于中国的新的未来。

　　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路途实际上是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评论家刘大先谈到，“一带一路”，涉及重新认识中国与亚非欧国家的关系、实现文化观察视角转移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对西部文学的刻板印象，如此才能建立起对未来的共同想象和期待。

　　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蕴涵着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许多作家、评论家在讨论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评论家岳雯认为，“一带一路”为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内容来源，或许会出现许多写西部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与一个时代人们的兴趣点是有关系的。“一带一路”在日后可能会使中国和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更多能焕发活力的、新的、根本性的东西。文学应该从书写日常行为中洞察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挖掘表面之下的深层动因。

　　一直酝酿写一部相关题材小说的作家邱华栋翻阅了很多史料，他觉得，作家在面对历史材料时要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赋予历史丰富的细节。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及其小说《波德里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小说里对世界的想象令读者震惊却又充满趣味。他说，历史在这片地域上留下那么多材料和故事，留给作家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作家写“一带一路”题材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来自兰州的作家徐兆寿说，西部地区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尚未得到有效开掘，那里封存着中国文学古老的记忆和中国文化的血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之于中国有些类似中国之于世界文化的意义。“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支点，将撬起人们对西部文化、对中国文化新的思考路径——怎样激活中国文学，并由此打开新的空间。

　　文学的交流获得新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各国间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文化、文学的对话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像评论家张定浩所说，“一带一路”建立的不单纯是地理上的联系，还有更内在、更深层的联系，它就像拍照时的取景框，范围不同所获得的风景自然不同。既身处其中又从外部审视，才能使文化交流获得新的意义。

　　评论家王敏认为，文学的交流在这一战略下具有深远意义，怎样以温和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使得传播和交流“落地”是值得思考的。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知己知彼才能实现有效交流。文化传播需要对受众进行研究细分，明确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这样彼此的对话才能更加务实、有效。

　　“在中国，作家不单纯作为文化个体存在，他身上总是负担着国家民族的命运等许多内容。”作家崔曼莉说，历史上许多作家是书法家、画家，也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关注并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似乎把人推到了越来越小的领域里，但作家和批评家还是要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对世界保持好奇心，写出好的小说和批评文章，引导更多人去思考今天该如何看待、表达中国、世界与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