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著录拍品更值得关注

　　要说今年下半年最重磅的艺术展，非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石渠宝笈特展”莫属。为了一睹国宝真容，不少观众不惜排队7个小时。11月8日，该展将落幕。

　　《石渠宝笈》收录了我国上起魏晋、下至清初1500多年书画名家的优秀作品，成书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历时70余年。

　　在艺术市场上，《石渠宝笈》著录有如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只要钤有这块招牌的古书画，势必会受到买家的追捧。2015年秋拍逐渐拉开帷幕，《石渠宝笈》这个“皇室收藏”的光环，是否会再次给艺术市场带来惊喜？

　　“皇室收藏”的金字招牌

　　2014年12月，在北京保利的古代书画夜场上，一组曾经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的乾隆皇帝御笔书法《白塔山记》以1.1615亿元成交，再次印证了《石渠宝笈》的光环。

　　为何《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如此受追捧？这当然是由于《石渠宝笈》本身对于中国书画史和书画鉴定都具有的极大权威性。例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摹本）、顾恺之《女史箴图》（摹本）、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这些中国书画史上的名作都著录于这部文献中。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皇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出他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

　　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旷古巨著，书中所著录的作品汇集了清代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的所有作品，而负责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书画研究专家。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石渠宝笈》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

　　启功曾在著作中谈及《石渠宝笈》时说：“清高宗乾隆皇帝酷好书画，以帝王的势力来收集书画，表面看来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其实还是在明末清初几个‘大收藏家’搜罗鉴定的成果上积累起来的，这几个‘大收藏家’是河北的梁清标、北京的孙承泽、住在天津为权贵明珠办事的安岐和康熙皇帝的侍从文官高士奇。这4个人生当明末清初，乘着明朝覆亡文物流散的时候大肆搜罗各成‘大收藏家’，他们的藏品都成了《石渠宝笈》的收藏基础。”

　　著录作品并非都价值斐然

　　在艺术市场火爆的初期，人们往往将《石渠宝笈》收录的作品与真品和最值得投资的艺术品画上等号。但随着艺术市场的成熟，藏家对《石渠宝笈》的认知也日趋理性。

　　其实，《石渠宝笈》中除了有在中国书画史上不容忽视的精品瑰宝外，还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其中既有明末仿作“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宝笈》著录。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认为，这是由于一方面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近臣，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都不如现在，鉴定者由于自身见识有限，判断力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一言九鼎，文臣的鉴定还会受到皇帝喜好的制约。例如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乾隆就曾先将摹本当作真迹，反复题咏，并著录进《石渠宝笈》初编，后来当真迹出现时，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只能命词臣梁诗正将真迹题为伪作，后来此卷也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

　　那么，该如何看待《石渠宝笈》呢？杨丹霞表示，《石渠宝笈》著录只能保证这件物品确实在清宫收藏过；其著录的赝品至少不会晚于乾隆或嘉庆年间。此外，《石渠宝笈》也有自身的缺陷，它只有文字而没有图片。这就对真品的鉴别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事实上，对于《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造假，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可见，《石渠宝笈》只是一本著录文献，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为真迹，更不能代替专业的文物鉴定工作。我们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其缺陷和不足，无需盲目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