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文学新观察）

　　中国“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向前推进，使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格局。经济的变局必然带来文化的变化。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一个热点。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丝路文学与丝路文学交流也必将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而丝路文学的复兴，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丝路文学的界定与丝路文学交流

　　整合丝路文学的前提，是对丝路文学进行准确的定位。丝路文学至少有两种涵义，一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二是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目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丝路文学概念，是将这两种涵义都包括在里面的。但问题就来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范围何其广，题材更是千种万样，如何能用“丝路文学”一统了之？如果将我国西北省区的文学和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学都统称为丝路文学，虽然直截了当，但能否形成相关方的共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不无疑问。而且循着第一种涵义，有的研究者将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文学，也归入丝路文学，未免更不能令人信服。

　　丝路文学概念的不当延伸，丝路文学的泛化，既使学术研究失去方向，亦使创作陷入茫然。

　　我认为将丝路文学定义为“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更为科学。这一定义虽然将目前包罗万象的丝路文学缩小了，但它的内涵更为充实，外延也更为清晰。发生在丝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非丝路题材的文学，并不因合理地将之排除于丝路文学之外而失去价值。丝路文学只是一种文学的分类，并不涉及价值评价和艺术评价。

　　丝路文学交流不仅是丝路题材文学的交流，也泛指丝绸之路地域的文学的交流，是从文学的维度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辐射和延伸，并为文学创作树起新的标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正是放眼当今世界这两大主流而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当今人类的追求、人性的渴望。开展和加强丝路文学交流，既是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学表现美好人性、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蹊径，这对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可以想见的。

　　丝路文学的辉煌在于新的创造

　　丝路文学无必要将自己的光荣寄托于遥远的古代。丝路文学的辉煌，更在于当代新的创造。

　　中国丝路文学的新创造，是在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综合国力极大提升、民族伟大复兴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强大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的。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丝路文学的新创造有着直接的召唤和推动作用。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在此时代背景下行进的新丝路文学，必然既绍续着远古丝路的汉唐气象，亦呈现着21世纪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新丝路文学，在整体上应该是内涵丰厚、有强烈人民性的文学，是朝气蓬勃、元气充沛的文学，是骨硬筋强、血旺体壮的文学。它应一扫无病呻吟、疲软困顿的颓靡之风，以深刻的思考、恢弘的气度和健康的审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中国丝路文学的新创造，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使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呈现复杂的态势。一方面，全球化使各民族国家的文化演进趋同化。另一方面，文化的趋同化又引起各民族国家的警觉性反应，文化的寻根和本土化回归成为一股世界潮流。然而，无论是趋同化还是本土化，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对全球化的回应，亦即它内在地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坐标。新丝路文学是一种多国家、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学，世界性的视野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作为“世界工厂”、世界最大市场的当代中国的丝路文学，理应更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它既面向国内，也面向国际；它是民族的，也是人类的；在性格上，它是外向型的文学，追求世界性的理解和认同。

　　丝绸之路是一条交流之路。在美学上，新丝路文学应是前沿性的创作，运用经过古今中外艺术经验的洗礼而成熟的现代性的风格手法，以既贴近又引领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表现时代生活，探索人性风貌。在整体上，它应是超越了历史的成就而代表着中国当代水准的文学。

　　丝路文学为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古丝路在中国境内，大体涵盖今天的西北地区和西藏。这一地域乃多民族聚居地，丝绸之路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关系紧密。发展和繁荣丝路文学，给丝路地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机遇是不言而喻的。丝路文学固然各地域、各民族的作家都可以创作，然而，最了解、最熟悉和亲历亲受丝路地域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莫过于身处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文学创作，应更多地寄望于他们。同时，丝路地域一些少数民族是跨境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丝路文学交流，道路最便捷、条件最有利的也是该地域的少数民族作家。丝路地域曾经诞生了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其中《格萨尔》《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早已启动。丝路地域还孕育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居素甫·玛玛依、仓央嘉措等文化与文学巨匠。深厚的底蕴，光辉的传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丝路文学的勃兴，使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内含着这样一些焦点：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命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表现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惯与现代性、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冲突；宏大叙事的民族民间化；底层边缘人物的励志书写；对反腐倡廉社会热点的关注，等等。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长达400多行的长诗《我，雪豹……》以濒危动物雪豹为主人公，传达了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而拟人化的雪豹形象又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让人联想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夹缝中民族文化的艰难前行与悲壮坚守。思想、情感与表现手法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使作品达到了诗艺创造的深湛境界。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带有魔幻色彩，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碰撞。还有的作家把民族生活和文化传统与现代市侩观念的冲突，放置到历史故事的框架中加以表现。比如蒙古族著名作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从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一座寺院展开广阔的历史画卷，思索重大的思想和文化命题。

　　但在表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作品对民族文化都抱着仰视和歌颂的态度，也有作品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严肃的反思。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就是通过地域史的书写展开关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反思，作品还涉及了对那个时段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的反思，同时还有现实的思考。

　　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还表现出这样一些共性：对时代生活的真实感受、对人生的思索、对人性的拷问、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物欲横流的批判等等。如回族“80后”女作家马金莲的中篇小说《长河》，描写的是一个回族村庄村民的生生死死。从这些生生死死中，主人公“我”悟出了某种人生的真理。作品在文学界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的小说《城市的门》描写底层生活的艰难，又超越了通常的苦难叙事的悲情渲染，而是让温情照亮人物的命运。维吾尔族作家凯赛尔·柯尤木的小说《苹果树下的梦》融现实与梦幻于一体，令人感动的是它内在的天真质朴和理想主义追求。蒙古族“80后”女作家木琮尔的小说《雏凤清声》，以俏皮和反讽的语言叙述一种青春的反抗，作品反映了时代嬗变的诸多信息。

　　另一方面，各民族作家在创作上也普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题材的狭窄，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类型化，原创性的严重不足。而丝路文学的创作，可以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些焦点主题的深化提供路径；同时，也因为丝路文学所要求的国际视野、题材的新鲜性和丰富性以及风格手法的现代性，而对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短板起到克服和补强的作用。

　　丝路文学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有志于此的中国各民族作家必须以开放的精神、世界性的视野和创新的手法进行丝路文学的再造。同时，丝路文学也给少数民族文学注入新的元素，带来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