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作品永远在创作中（当代英杰）

　　他被誉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总是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不久前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完成的系列长篇小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

　　“格非”是笔名，真实姓名为刘勇。1964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农村。少年时期，他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1981年，他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刚上大学时，格非并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他无数次想着回到家乡。他怀想爬葡萄藤蔓的茅屋，思念清晨被啼鸟唤醒的光阴。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他常常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试图从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同时，他还读里尔克、蒂里希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排忧解闷。长年的阅读使他不仅逐渐摆脱了思乡之苦，而且逐渐爱上了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偏好。

　　上世纪80年代，热爱文学的氛围在大学校园尤为浓厚。当时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格非也参与其中，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诗歌、小说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有时候，他们为了文章中的某个用词，会通宵达旦进行辩论。多年过去后，格非还经常怀念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格非才尝试文学创作。

　　1984年，格非和同学到浙江去进行方言调查。“打前站”的他，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在绿皮小本上完成一篇名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短篇小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投稿和发表，完全是自我消遣。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在华东师范大学召集文学座谈会，格非很羞涩地拿出这篇小说，岂料王中忱特别赏识。不久后，他的小说处女作在《中国》杂志发表。格非万万没有料到，随手写的小说竟然也能发表，这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无尽的动力。

　　格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小说创作中。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后，他先后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其中，《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使他一举成名。《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后，格非在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就，他和余华、北村、马原等人，被誉为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格非在从事教学与创作的同时，还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攻读文学博士那几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在文学理论的世界里神思、遨游。2000年，他凭着论文《废名的意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他离开了求学、工作近20年的上海，转战北京，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来都不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描摹，他对所谓的种种技巧和模式也没有兴趣，而倾向于对小说思想性和文本结构的探索。调入清华大学前夕，他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敌人》。小说发表后，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说”。

　　在小说创作中，格非从来都不循规蹈矩，总是求新求变，敢于向自己挑战。继《敌人》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尤其是《欲望的旗帜》，是他第一部关于当代题材的小说。

　　潜心创作《江南三部曲》

　　2003年，格非动笔创作“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这是他以独特的历史观并结合生命想象精心营构出的力作。该小说有别于格非前期的“先锋”风格，致力于更朴素、更宁静、更温婉、更细腻地去阐释人生。在对逝去记忆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里，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中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不难看出，格非意在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人面桃花》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之前，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故事的时间背景则为1952年—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并与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之间发生的一段难以示人的爱情。这部作品发表之后，莫言曾经有过高度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在出版了这两部长篇小说后，格非写作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经过几年的沉淀之后，他于2011年完成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该小说讲述了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借以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1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长度却是整整20年！

　　《江南三部曲》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完成，真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三部曲”集结出版时要起一个系列名，起初格非定名为《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以《江南三部曲》一锤定音。

　　格非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关于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开风气之先，另一种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的作家，最后只能写出平庸的作品，成不了好作家。他继而反思：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和文化商人？

　　事实上，格非始终在朝着文学的经典性目标努力。他坚持用规范、纯正的汉语写作，立足于语词本身的丰富性，以繁复、深邃、多层面的叙述保证意义的储留。随着年岁增长，他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价值，作为汉语作家应该从传统文学中充分吸收营养。对于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他反复阅读、推崇备至。

　　除了读书和写作，格非最大的习惯就是思考。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作家和哲学家一样，在认识世界时，哲学家使用的是逻辑性的、陈述性的方法；作家使用的是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是具体的形象。在人生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中，格非最终选择了文学。他一直强调好的文学一定要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学不能超出普通人的预想、和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文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著名作家中，格非小说创作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每部作品发表后总是能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此外，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对于目前的文学成就，他并不满足。在他看来，最好的作品永远都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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