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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武乡，隶属于长治市，东边就是巍峨陡峭的太行山脉。在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座人口21万、交通不算便利的山间小城。但在70多年前，一支军队进驻这里，随后在这里的山脉沟壑中游走、坚持、作战，最后东出太行，走向全国。
这支军队，叫八路军。“八一”建军节前夕，本报记者和40多名中国内地、香港、日本、英国的记者一起走进武乡，走进八路军总部曾驻扎过的村庄，感受抗日战争那段金戈铁马、苦难辉煌的岁月。
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
地图上，在北京和武乡之间画一条直线，距离并不算很长。但要到这里，先要乘高铁向南到石家庄，再向西穿越太行，经阳泉、至太原，再换汽车。一路上，要穿越无数的隧道，跨过山间的桥梁。
1937年到1942年之间的5年时间里，八路军总部曾经多次在武乡山间辗转抗日，或正面交火，或敌后游击，大大小小有过数百次战斗。
著名的“百团大战”，就是在离武乡45公里的砖壁村中指挥进行。1940年，今年87岁的肖江河老人只有12岁，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他依然记得那个夜晚，“就在我们村的麦场上，因为是保密的，我从会场的幕布底下钻过去，大叔拍着我说，‘小鬼，不要说话，别捣乱哦！’我一看，满满的全都是八路军，地上都是红雷达、白雷达、黑雷达。”一身布衣的肖老人用浓重的山西方言说。
肖江河回忆说，在砖壁发生的最后一战，离村子只有13华里。当时日军获知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包围了村庄。危急之时，彭德怀分出一支80多人的队伍作疑兵，拖住对手；又调来驰援队伍，在山沟里架起8口大锅，炒熟小麦，让战士吃饱后急行军，利用险要地形包围对手，4个多小时，便消灭了600多日军。
今天，走进这座崇山峻岭之间的小村，还能看见那座已经参天的“彭总榆”——它是当时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手植。70多年之后，当年的树苗已经需要合抱。
每一家，都住过八路军
1940年，曾做过日本首相的日本陆军将领阿部信行在日记中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是‘东亚新秩序’的头号敌人。”
让阿部信行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的，是共产党的坚持抗战。日本的《华北治安书》，就将当时的中共游击战称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究竟是什么，支撑了当时不足5万人的八路军，让他们在山西的8年间坚持战斗？
肖江河的答案：老百姓的支持。
他回忆道，1942年5月，日军合击在辽县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决定还是回到砖壁村。他的理由是，“百团大战困难的时候，砖壁的老百姓拿出两万斤粮食支持我们”。
回到砖壁的八路军没有失望。突围出来的部队什么都没有带，村里捐出100条棉被；没有吃的，村长对彭德怀说，您放心，我已经给村民们“排饭”了，大户招待十个八个战士，小户三五个，都安排好了。给左权开追悼会的时候，村民全都自发到场，哀乐都由村里的吹鼓队演奏。
为什么？因为村民认为，八路军是真正给百姓打仗的。砖壁缺水，刚到这里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就曾指挥战士给村里打井、修渠，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全都下到山间给百姓干活儿。
今天，走进砖壁，可以看见一条醒目而又自豪的标语：家家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
七十年，唯愿世界和平
今天的砖壁村依然很难称得上“富饶”。险要的山峰间，能用来开垦耕种的土地不多。7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去，但砖壁人依旧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当年的痕迹。村口的一面墙上，依然刷着过去的标语：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争生存、争人格的唯一出路。
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才在太行山间、在华北敌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景象。肖江河担任团长的砖壁村“儿童团”就是这样的组织。抗日战争时，不能上战场的妇女儿童，组织成妇救会、儿童团，手拿红缨枪、大砍刀，守在进村的各个路口，盘查每一个想要进村的陌生人，以防敌人刺探。时至今日，肖江河依然记得当时八路军教他唱的歌，虽然他始终不知道歌名，但依然懂得里面的救亡图存；他也记得当时朱德总司令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话：“这就是以后抗日战场上的小八路！”
70年后，肖江河的孙子肖建廷，已经是砖壁村八路军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给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解着那段历史。偶尔，肖江河也会来到这里，坐在当时八路军打的水井旁，对人们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
同行的一位日本电视机构的记者用中文问肖江河老人：“70多年后，您希望中日友好吗？”
满脸皱纹的老人并不知道提问的记者来自日本。他的表情很平静：“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恨日本了。战争是最残酷的。是战争就会死人。我亲眼见过日本人用刺刀杀死老百姓，当时我就躲在草丛里。武乡一战，双方死了2400多人。我看电视里，日本还在否定历史。如果今天有日本记者更好，我希望他们能把真相告诉世界，大家才能更好地记住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