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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材料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抓去做劳工。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这些中国百姓后，采用强制手段把他们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的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据统计，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共死亡6830名，而战后得以返回中国的3万余名劳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生活在痛苦中。
“野人”刘连仁，悲恸海内外
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1913年生。1944年的一天，刘连仁在村子里被抓住，用绳子绑上，用枪押着，离开了故乡。当时刘连仁的妻子已有7个月的身孕。
随后，刘连仁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被押到了山东省高密县城。一路上日本人见了青壮年男子就抓，当时已有100多人被关押在日本人的合作社里。第二天早上，日本人就用刺刀押着他们上了火车。在车上，100多人挤在一个车厢里，大家直挺挺地站着，车门口有拿枪的日本兵守着，就连上厕所也要用绳子牵着。
火车到了青岛，被关押的人更多了，他们被强行换上黄军装，照相、按手印，然后被押上开往日本的大货船。在船上，800多人全被赶进下层大统舱。船行6天，到达日本后，他们被说成是俘虏兵。日本人用火车把他们押到了目的地——日本雨龙郡沼田村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
在昭和矿业所，刘连仁被分到矿井里钻煤。他一天干10多个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收工，矿里没有安全设备，不准洗澡。矿井无情吞噬着矿工的生命，塌方、透水、瓦斯爆炸等事故时常发生，矿工伤亡不计其数。
其实，自从被抓的那一刻，刘连仁就用逃跑来抗争。第一次逃跑是在从高密县城去火车站的路上，5个日本兵用刺刀押着刘连仁他们。队伍一出县城东门突然骚动起来，刘连仁立刻使出全身的力气挣脱绳子。然而，日本兵先是用枪托打，后用刺刀挑，刘连仁逃跑失败了。
逃跑——被抓——受苦刑，像这样的经历刘连仁经受了许多次。直到1945年7月的一天夜里，刘连仁决定再次逃跑，这次他成功了。躲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从此刘连仁变成了茹毛饮血的野人。就这样，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穴居山野13年。
1958年1月底的一天，刘连仁在山洞里被日本的一名猎户发现。
刘连仁被发现后，震惊了日本。
“野人”刘连仁的故事，悲恸海内外！
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打电报到日本予以关注声援，日本的中国华侨总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和许多日本友人把刘连仁保护起来，解决了他的衣食住行，帮他治病养伤，以及证实身份。1958年4月15日，刘连仁乘坐日本轮船“白山丸”号，回到了中国。
回乡后刘连仁先后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村主任，还担任了高密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潍坊市人大代表等多种职务。刘连仁晚年和子女生活在一起。2000年9月2日，刘连仁因癌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
1996年，刘连仁诉日本政府非人道的强行劳役并要求损害赔偿案，一审判决刘连仁胜诉！被告日本政府随后提起上诉。
2001年，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是，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不再受理。
迫害劳工罪行，罄竹难书
1938年6月，日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会劳工协会，在青岛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劳务公司等半官半民的搜刮劳工的机构。1939年2月，日军又在青岛成立了大陆华工公司。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将上述机构合为一体，组成华北劳工协会，并在北平、塘沽、石门（今石家庄）、太原、济南和青岛等地分别设立战俘劳工集中营，关押了众多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作出了《关于引进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决议。如今公开的档案上盖着“极密”，左边是东条英机及以下阁僚的签名盖章。
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而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用计划》中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万名，日本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抓捕大量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据1946年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抓捕、押送。
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没人管，还要干活。劳工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
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其实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去310名，日本官方宣称全部是患病死亡。但1954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掘时，却发现200余具中国劳工遗骨中，许多头盖骨有弹孔和裂口。
1942年9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相隔10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去。抓住15岁到50岁的男的，就用绳子绑起来。我们大队大约抓了300人。”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捕中国劳工，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实施。
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数约4万人。报告中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死者约450人。”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是其中一名劳工大队长。当时食品、衣物极度匮乏，中国劳工饱受折磨。1945年6月30日，耿谆率领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花冈暴动”。当时115名暴动劳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后共418人死亡，史称“花冈惨案”。
2000年11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从鹿岛建设领到1.6万多元的补偿，但以耿谆为首的大批掳日劳工及家属拒绝领这笔钱。
“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到。“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认罪、谢罪、赔偿，缺一不可！
“三井矿山：受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委托，就你公司在二战时期与日本政府共同侵犯被掳日的中国劳工一事，针对你公司的侵权事实，函告如下：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期间，日本国强掳约4万中国劳工赴日，并残酷驱使这些中国劳工在日本135个工地进行奴隶般的劳动……你方于此期间，强掳其中5517名劳工，强制其在你方所属的10个工地工作，高强度的工作加之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劳工死亡1072人之多。”
就在二战结束64周年之际，全国120个律师事务所向曾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现存20家日本企业寄出了如上函件。
2013年5月13日下午，一名89岁的三菱公司中国劳工幸存者、7位劳工遗属和家属、4名律师手拿敦促函，举着亲人的遗像，走进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他们还前往上海，向三菱公司代表处递交要求书，提出向3765名三菱公司受害中国劳工发放共计3.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劳工受害者陆续在日本多家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其中，以三菱材料公司为被告的损害赔偿之诉，分别在东京、福冈、宫崎、北海道及长崎地方法院提起。
经过十几年在日本法院的诉讼斗争，相关日本法院认定了三菱公司与日本政府在战时曾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认定了中国劳工为此遭受了残酷的虐待。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放弃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请求权为由，在认定相关日本企业加害事实的同时，免除了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此后，每案均如法炮制，以此阻却了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诉讼之路。
在向日本法院起诉索赔无果后，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集体向日本公司索赔。2011年5月6日，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三菱劳工分会与中、日两国律师在北京签署“协定书”，将向日本三菱材料公司递交“解决要求”，要求该公司向中国劳工及家属谢罪，并赔偿3.512亿元人民币。
“和解谈判”在日本诉讼期间就曾尝试。然而，包括三菱公司在内的相关日本企业，自恃日本“司法判决”的庇护，一味拖延、推诿、甚至刻意刁难，致使谈判数年未获任何实质进展。
此后，三菱公司曾口头表示，愿意与中国劳工全面和解。中国劳工委托中、日两国律师就此向三菱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但三菱公司几年间不作任何回复，其间越来越多的劳工幸存者含恨离世。面对相关日本加害企业的无赖行径，中国受害者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
“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在京部分劳工幸存者及遗属委托律师团于2014年2月26日，率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此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声援和关注；各地劳工及遗属也为之一振，纷纷启动了在国内起诉的准备工作；面对高悬在头上的那把利剑，三菱公司只好一改以往傲慢姿态，频频与各方劳工代表接触，意欲加快推进“和解”进程。
对这种“和解谈判”，中方是有原则立场的。
中国劳工的律师团们在今年初，就重申了其一贯坚持的有关和解的原则和立场。即，首先，日本方面必须承认二战期间对中国劳工犯下的全部罪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歪曲和掩盖；第二，必须向相关中国劳工及遗属真诚谢罪；第三，必须向相关中国劳工及遗属给予明确赔偿。
“这三项基本原则不可撼动，绝无任何讨论余地！”一位律师团的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