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期间,特意看望了《红楼梦》法文版翻译者李治华。李治华和夫人雅歌历时27年翻译了120回《红楼梦》法文本,是向法国介绍《红楼梦》第一人。习主席表示,《红楼梦》是一部鸿篇巨著,把它准确贴切地翻译成法文难上加难,李老的执着精神和学术才华令人敬佩。
今年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是不朽的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几百年来,《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兴盛的今天,《红楼梦》走向世界的脚步正在加快。《红楼梦》在世界上有怎样的影响?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如何?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
《红楼梦》是宇宙性杰作
张庆善首先对今年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的说法进行了解释:有关曹雪芹生年的两种观点相差近10年,即乙未说(1715年)和甲辰说(1724年)。今年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并不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其生卒年的讨论,完全是为了缅怀这位为中华民族争得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更好地研究《红楼梦》,因此很有意义。
《红楼梦》目前已被翻译成多少种文字?张庆善说,据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唐均博士统计,《红楼梦》已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韩文、意大利文等30多种语言,有100多个译本,全译本有26个。
《红楼梦》最早流传到海外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据史料记载,当时由浙江到达日本的一艘船上载有67种中国图书,其中就有“《红楼梦》9部18套”。当时《红楼梦》刚刚开始刻本流传。
最早的《红楼梦》全译本是韩文本,翻译时间大约在朝鲜高宗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年),是一部中韩对译注音的《红楼梦》抄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韩文化交流的情景。
近几十年来,《红楼梦》在世界的传播发生很大变化,其标志就是出现了几个在世界翻译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译本,第一个是霍克思和闵福德的英文全译本(1973—1986年出版)。据说霍克思为了翻译《红楼梦》,辞掉了牛津大学教授职务。霍克思翻译了前八十回,他去世后其女婿闵福德完成了后四十回翻译。霍译本的出版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把它与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相提并论,认为都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第二个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文全译本(1978年—1980年出版),是世界上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英语世界影响也很大。杨先生不仅是翻译家,还是博学的大学者,夫人是英国人,这样的结合使该译本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说霍译本更适合外国人阅读习惯,外国人更容易理解,那么杨、戴译本则更忠实原著,在版本取舍上下了很大功夫。
1958年出版的巴纳秀克的俄文全译本是欧洲第一个《红楼梦》全译本,此前欧洲的翻译本都是节选本,多数从库恩德译本转译。
说到《红楼梦》在欧洲的传播不能不提到弗兰茨·库恩的德译本,此译本在42年里再版了5次,可见它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库恩是个了不起的翻译家,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一辈子都在翻译中国小说,由此获得西德的最高荣誉奖。库恩在译本后记中说:“这样一个关心精神文明的欧洲,怎么可能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艺术品、这样一座文化丰碑忽视和遗忘了一百年之久呢?”库恩很自豪地宣布,他是第一个登上《红楼梦》高峰的欧洲人。
斯洛伐克汉学家黑山女士用10年时间译出斯洛伐克文《红楼梦》120回本。十几年前,黑山在北京见到张庆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为曹雪芹申报诺贝尔文学奖?她说全世界最有资格获诺奖的就是曹雪芹。
李治华夫妇的法文全译本《红楼梦》同样在法国、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1981年出版后轰动法国文学界,被评为法国文学界一件大事。第一版15000套很快销售一空,随即又加印了几千套。法国《快报》周刊发表评论说:“现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完整译本,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这样一来,人们好像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我们似乎发现,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司汤达,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运笔,决定合力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他们评价《红楼梦》是“宇宙性的杰作”,说“曹雪芹具有普鲁斯特的敏锐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西尔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整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各阶层的能力”。
《红楼梦》近年来不断被西方国家学者接受,前不久张庆善在徐州参加“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学术研讨会”,见到德国朋友吴漠汀,他的名片上写有“欧洲《红楼梦》研究协会会长”。他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红学家,他和史华慈共同翻译了第一个德文《红楼梦》全译本,2006年出版。吴漠汀希望能在欧洲举办一次研究《红楼梦》的国际学术会议。
文化差异妨碍对《红楼梦》的理解
在张庆善看来,比较中国人对欧美文学经典的了解程度,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化经典、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的古代经典了解得很不够。近几十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首先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影响有关。文化的传播与国家的地位有关。
西方国家对《红楼梦》了解不够,翻译是一大问题。翻译《红楼梦》非常难,其中包括语言的障碍,文化观念的障碍,表现形式的特殊性的障碍等等。对西方人来讲,中国的“方块字”是个巨大障碍,难读难写更难理解。据说当年霍克思为了翻译《红楼梦》这个书名,苦苦思考了2年,终于放弃了这个名字,采用另一个名字《石头记》,译成“石头的故事”,这样文化内涵差了许多。还有人名怎么翻译,双关语怎么翻译,诗词怎么翻译?
说到文化背景的不同,张庆善曾听中国红学会第一任会长吴组缃先生讲:一个外国留学生问吴先生:“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么相爱,他俩为什么不私奔呢?”吴先生说,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私奔很正常,但在东方儒家文化背景下行不通。宝黛如果私奔了,还会有《红楼梦》吗?
张庆善说,《西游记》、《三国演义》由于故事性比较强,好翻译也好理解,在国外比《红楼梦》有影响。《红楼梦》不是以情节见长,翻译过去不那么好理解。比如外国人对宝黛爱情也感动,但纳闷:既然那么相爱,怎么他们生气、哭泣和矛盾比相互倾诉爱情还多?更何况,《红楼梦》不仅是谈爱情,还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悲剧意识,连许多中国读者都不太理解,外国人就更难理解了。《红楼梦》最大的悲剧不在林黛玉而是贾宝玉,他的人生理想一件都没实现,他亲眼看到姐妹们一个个走向人生的悲剧,而他却无能为力,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作者在贾宝玉身上体现的对人生、对生活那种感伤不是常人能理解的。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一人物表达了对生活的向往、追求以及苦闷,最后走向毁灭,这是真正的悲剧。这种人生体验西方人理解很难,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当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彼此理解加深,翻译水平也越来越高,理解会越来越准确。
《红楼梦》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张庆善说,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些伟大的文学经典传播起到的作用是其它教科书无法起到的。我们从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认识了西方,而《红楼梦》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传播有很多困难,但能促进不同文化的人互相了解和进步。通过翻译介绍,通过学习交流,文学经典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张庆善认为,应该把《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放在更宽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样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到底是什么水平和地位,能使我们开阔视野,也让外国人更了解《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很重要。
《红楼梦》研究在国外还不够。张庆善指出,现在西方的文学研究对《红楼梦》有很高评价,这是进步,但毕竟有隔膜,了解的层次不够。在海外的《红楼梦》研究者多数是华人。李治华、杨宪益的夫人都是外国人,他们夫妻配合翻译《红楼梦》是绝配。因为文化语境、深层文化背景及其对人生、对悲剧的理解不同,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译介、研究,能加深彼此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经典的传播。
张庆善相信,《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肯定会越来越被西方人所了解。人类文明有些价值观是共同的,比如生,死,爱,对真善美的追求。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有贾宝玉林黛玉。对爱的痴情和追求、为爱不惜牺牲,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外文学经典表达的东西有惊人的一致性。不同民族的作品表现形式也许不同,只要我们传播得好,研究得好,都能够得到理解。
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可以使一个民族感到骄傲和自豪,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形象。张庆善说,《红楼梦》如同一座巍峨的文化长城,是我们民族精神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对《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它的认识与理解,更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因为伟大的文学经典对于我们有着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