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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印两国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25部书中，23部为文学作品，包含了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侧重点在当代文学，入选作品有10部，这10部除了舒婷的诗，其余均为长篇小说，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节奏的加快，无论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中，还是在中外作家之间、作家与翻译家之间、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都逐渐呈现出中外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格局。
中外作家在面对面互动中增进了解
近年来，中国作家与域外作家之间的交流日渐活跃，大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你家到我家，我家到你家，中外文学交流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2009年，在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第一次受邀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派出了由铁凝、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100余位作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展开了包括“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德语小说在当代中国”等演讲、对话、论坛、朗诵会。2012年，在第42届伦敦国际书展上，中国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组织30多位中国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前往助阵。
此外，国内外大学、文学团体和研究机构之间所展开的中外作家之间的互访、交流等等，也日显活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主办了多场高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学互动格局的形成。埃及著名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在来访中说：“你们谈到的恰恰是我想要表达的。在中国、在这里，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在域外相继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等文学大奖，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分量，激发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是中外文学交流、对话形成良性格局的最好明证。尽管作家不是为了在国外获奖而写作，然而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作品的艺术魅力，他们书写人类共通主题的本领，是可以联通世界的。
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学交流活动，域外作家、读者、翻译家、评论家、汉学家乃至出版商，可以面对面地与中国作家交流、沟通与对话，在零距离的互动中增进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中外作家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和宝贵契机，而且可以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营造富有品位的接受氛围。
翻译是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与我们本土极为活跃的文学创作、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文学认知的差异、审美好尚的分野、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因素，翻译或许是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瓶颈之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域外世界了解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中国的了解也愈加广泛和深入，域外的翻译家已经与中国作家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他们可以通过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或者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他们有意翻译的中国作家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
“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已经将莫言的11部作品翻译成了英语，评论界将其视为把莫言介绍给世界的重要功臣。葛浩文公开称赞莫言对译者很体贴：“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他会很体贴地解释作品中的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分信任，总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
同样，葛浩文与贾平凹、刘震云、李锐、姜戎、苏童和毕飞宇等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也保持着顺畅的沟通。这种良好的互动格局，要做到“疑义相与析”，甚至要彼此成为诤友，在目的语和源语的审美习惯、价值观念之间实现平衡。在葛浩文着手翻译刘震云的《手机》之前，就注意到：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葛浩文坦率地对刘震云说：“如果照这种顺序翻译，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作家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这一改变，提高了《手机》英译本的销量。
除了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国家也在行动。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1年至2014年中国作协连续主办三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还有“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世界汉学大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等诸多活动，在客观上也向海外的汉学家、翻译家传递了十分积极的信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确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这对于营造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沟通的良好氛围，激发海外翻译家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情，具有极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但总体而言，海外世界依旧严重缺乏翻译汉语文学作品的专门人才，即便是有翻译中国文学经验的汉学家，也并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了解也很难切近本真。此外，海外的翻译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而不大乐意接受被指派的任务。所以，我们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也要多抱一点平常心，不必那么急切地要争着抢着走出去。我们不仅要给作家与翻译家留更多沟通、交流的时间，而且要给世界更多的时间。对中国文学而言，首要的是创作出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不辜负我们伟大民族和悠久文明传统的文学作品。没有扎实的内功，没有中国本土文学的做大做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其他问题都是空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经纪人助力作家作品海外传播
作家身边出现经纪人，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013年2月15日，莫言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授权女儿管笑笑出任其经纪人，使文学界对于作家经纪人这个话题表现出了较以往更加浓厚的兴趣。但国内大部分当红的或大牌的作家，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让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无异于直接交给市场来检验。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价值不能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他们更看重的是由专家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对其文学价值的评判。另外中国作家的版税收入普遍不高，让他们难以雇佣经纪人。再有我国的出版市场发育尚不够充分，文学作品出版领域还缺乏成熟而专业的经纪人。也正是由于专业经纪人的缺位，才使得中国作家潜在的市场号召力及其作品的附加值没有得到有效挖掘，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作家收入的增加，他们自然也就请不起专业的经纪人了。
以往，中国作家在处理自己的海外版权过程中，受骗上当、遭遇霸王条款的情况并非个例。
麦家的小说《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图书市场所刮起的“麦旋风”，就与其经纪人的成功运作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版权经纪人谭光磊对麦家小说的文学特质的敏锐判断，如果没有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和拼命三郎式的专业推介，“麦家年”或许很难以我们已经看到的方式出现。最近几年来，谭光磊在助推华语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可谓成绩斐然，迟子建、吴明益、张翎等多位华语作家也是由他经纪而卖出了多国版权。
迄今已有近30个国家购买了阿来《尘埃落定》一书的版权，所有洽谈和签约事宜也完全是由经纪人来运作的。阿来表示：“对于作家来说，应付商业其实比较困难，所以经纪人可以帮到一些，这样便于让作家去安心专注于文学创作。”
与此同时，国外的版权代理人正在积极发掘中国市场，2014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上，就出现了前来中国主动寻找代理机会的国外出版机构及其经纪人。
“麦旋风”出现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面对中国的海外传播时，将会有更多的作家选择与文学经纪人合作，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
除了上述互动格局外，我们也期待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界、出版界等方面也出现中外良性互动的格局，从而形成助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合力，在彰显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同时，为丰富并发展世界文学，作出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