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交内情（十七）（礼仪漫谈（171））

　　默契

　　1963年11月3日，我方将“建交方案”内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形式送交富尔，并说明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双方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契：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富尔把“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删去，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由于富尔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只能携带周总理提出的中方方案，返回巴黎向戴高乐复命。至此，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谈判告一段落。

　　后续

　　11月10日，富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北京，绕道仰光、新德里，以掩盖其在北京进行的政治活动。富尔在新德里将其在北京谈判的报告连同经双方签字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封装成密件，交由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专程送往巴黎总统府，而他却在印度悠哉游哉地观光了两个星期，以显示他并无公务在身。

　　11月29日，在爱丽舍宫，戴高乐听取了富尔关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以及中法建交谈判达成的默契，获得戴高乐的首肯。

　　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奉命去瑞士同我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公报内容、发布时间等具体事宜进行协商。

　　1964年1月8日法国内阁会议做出决定：法兰西共和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发布了简短的中法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3个月内任命大使。”5月27日，法国首任驻中国大使吕西安·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到任。至此，中法建交进程圆满完成。

　　清障

　　富尔访华令台湾恐慌。为探听虚实，1963年 12月24日蒋介石亲自写信给戴高乐，希望戴高乐能看在昔日两人“友谊”的情分上，保持法台关系，但戴高乐迟迟没有回信。1964年1月14日，戴高乐派遣前法国驻重庆大使潘考夫（中译贝志高）作为总统特使前往台北，向蒋介石递交复信。戴高乐明确向蒋介石表示，法国不能再实行掩耳盗铃的政策，“世界的形势发展，促使法国不得不走上中法建交这条道路。”2月10日，法国驻台外交官奉命约见台“外长”沈昌焕：法国已经与新中国建交，台湾的官员没有理由再留在巴黎了；台湾驻法“大使馆”的馆产将按惯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2月11日凌晨，台湾当局被迫宣布与法国断交。就这样，法方扫清了中法建交之路上的障碍。

　　就在潘考夫抵达台北的次日，即1964年1月15日，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也受命向美国约翰逊政府通报了法国的决定。尽管美国“愤怒、震惊”，强烈抗议，但法国并不为所动。美国无奈，一面安慰蒋介石“忍耐”，同时又唆使台湾，不宣布同法断交，让其人员赖在巴黎不走。但台湾感到大势已去，未听从美国人的建议。美国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意义

　　中法建交沉重打击了美国顽固坚持的遏制、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中法建交后短短几个月，非洲数国相继与中国建交，意大利和奥地利则在同年与中国达成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新中国迎来了诞生以来的第二轮建交高潮。

　　中法建交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围，它冲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