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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12月13日 星期六

基层协商民主在彭州

本报记者 罗 兰 王俊岭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12月13日   第 07 版)

  群众享受悠闲幸福的生活

  彭州,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区北郊,距离成都市区25公里。4000多米的海拔落差和集高山、峡谷、丘陵、平原于一体的独特地貌,使彭州拥有丰富的矿藏、森林、药材和旅游资源,素来享有“天府金彭”的美誉。

  彭州旖旎的风光、丰富的物产、悠闲的生活环境,让初来此地的人赞美造物者慷慨的同时,很难想到居住在此的人们会有什么烦恼。

  

  1天府金彭的烦恼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做村民土地流转的思想工作喽!”彭州市葛仙山镇负责征地的干部刘光斌一脸无奈地说,“‘天彭牡丹’中外闻名,牡丹园这个项目既能帮助村民集约利用土地,又能解决就业、增加收入,明明是好事,村民们为啥子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呢?”

  据刘光斌介绍,彭州葛仙山镇仙林奇景牡丹园项目于2013年7月开始实施,该项目流转土地超过3000亩,现已种植牡丹2000亩,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达500户1600多人,是近年来该镇少有的重大发展建设项目。

  然而,部分村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犹豫不决,使牡丹园项目一度停滞。肖纪英今年62岁,她家的十几亩地也在这次牡丹园项目的流转范围之内。“我就不流转嘛!尽管有还迁楼房,可是说实话补偿金额少了些。我家两个娃儿都在外地打工,将来如果他们回来的话就没地可种了,到时我家的生活咋个办?”当谈及土地流转时,肖继英不免忧虑重重。

  肖继英的邻居胡志宏也凑了过来,立即声援起自己的钉子户“战友”:“现在说成立一个公司来运营牡丹园,我们可以去务工,但将来万一经营不善倒闭了咋办呢?”

  胡志宏接着说:“还有个问题,流转基本上是按面积补偿,可是地里的庄稼不一样啊,比如今年豇豆比黄瓜卖得好,每亩地的收入也就更高,那我们种豇豆的跟种黄瓜的拿同样的补偿岂不是亏了?这也不公平嘛!我的地啊,金不粜银不换!”

  土地流转遇阻,让彭州市葛仙山镇镇长余先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激动地说:“我们彭州交通本就不如洛阳、曹州便利,底子薄,现在好不容易谈妥一个市场前景非常好的引资项目,如果在土地流转上再这么耽搁时间,怎么向已经交完地等着上班的村民们交代?我们还怎么致富、赶上人家?!”

  村民怕吃亏、资方怕亏本、项目进展慢、政府干着急,仅葛仙山镇的一个牡丹园项目,就让彭州人“恼透了”。各方之间的沟通,似乎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厚墙。

  2十八大的启示

  “很多事啊,就是小算盘压倒大算盘”,一位分管领导苦笑道,“所以我们才要在基层政治制度上下功夫。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十八大给了我们关键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我们很多干部在帮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常有望洋兴叹之感,为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基层治理体系还有巨大的改善空间。”中共彭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尧敏双对本报记者说,“一方面,传统政治协商制度只设计到县;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没有与县以上制度相对接的一套体系,因此应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弥补这一空白。”

  弥补空白的具体措施,便是彭州“党领导下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开展全社会协商体系”,简称“基层协商民主”。尧敏双介绍,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将协商民主引入县以下,由党委牵头,构建代表性广泛、沟通便利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三级协商对话平台,从而实现了与传统县以上政治协商制度及县以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无缝对接。

  对于企(事)业单位,彭州市以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协商对话平台,在原职代会职能职责基础上增加协商职能,强调会前协商、会中协商、会后监督。在学校构建学校学生会、家长委员会,就涉及学校、学生及家长关心的重大事项进行沟通协商,校级家委会、学生会成员人数不得超过40人。在医院构建协商会,就涉及医院、患者及家属关心的重大事项进行沟通协商。医院协商会以医院所在地周边社区、行风监督员、医院相关人员各占1/3组成的医院协商会,总人数不超过40人,患者及家属可视情况列席协商会。

  对于乡镇(街道)层级,彭州市也建立了协商对话机制。(见图)

  3矛盾迎刃而解

  肖纪英等几个“钉子户”最终在土地流转协议上签了字,这让刘光斌紧绷的神经松了下来。“肖大娘这几位村民一点头,牡丹园项目动工也就胜利在望了!”刘光斌疲惫的声音中难掩兴奋,“我们常说人民做主,基层协商民主这次就让人民在重要问题上尽快做了主,我们这个公仆的活儿也就好干喽!”

  曾经坚决不搬迁的肖继英和胡志宏等村民,为何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这还要从2014年6月的那次葛仙山镇社会协商对话会说起。在那次会议上,肖继英、胡志宏等钉子户代表与已搬迁农户代表、投资方代表、镇协商会成员、市镇相关负责人、德高望重的村中长者以及外出务工者代表一起座谈,协商搬迁事宜。

  在会上,肖纪英、胡志宏等人重申了自己的核心关切依然是补偿款过低,担心土地流转后生活没有保障。当时,一位已搬迁农户说道:“肖大娘,我总在想,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都往城市跑?还不是因为城里富裕嘛!我听说,现在牡丹油这种新奇的东西在城里很好卖,很赚钱,如果牡丹园能尽快投产,我们不种地也能富裕起来,那孩子们不就愿意回家了吗?”

  “那万一富不了呢?或者过很长时间才能富,那又有啥子意义嘛!”胡志宏反驳道。

  听到这里,常年在外经商的个体户刘福才说道:“其实,各位说的都有道理。在我看来,现在城里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人们对牡丹油这种高品质保健食品的需求增长很快。如果说风险的话,各位想一想,什么事没有风险?特别是商机转瞬即逝,这个生意你不做,别人就会做。如果我们在土地流转上兜圈子,大家拧不成一股绳,那我们连搏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喽!”

  “我建议,补偿标准大家可以各退一步,这个有商量。但是土地流转的事还是要配合政府规划和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如果大家今天因为你们几家的反对而搞黄了牡丹园项目,失去了一次致富的机会,那么下次你们有致富机会需要别人配合时,别人也百般刁难,那我们葛仙山人还做得成啥子事情嘛!”68岁的镇协商会成员李兴友缓缓地说。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每次只要他一开口,其他人都会安静地听着。

  反复的讨论、协商,让土地流转建设牡丹园一事的本质在每个人心中逐渐明朗。随着讨论声音的渐息,个体理性也终于让位于集体理性。大家各退一步,土地流转补偿协议就这样达成了。

  4理论与实践互动

  基层民主协商,让当地群众对民主有了直观认识,干群关系产生了新变化。通济镇党委书记曾正泽对本报记者说:“通过协商对话,政府意愿变成群众自愿,政府强制变成群众自治,政府号召变成群众倡导,政策宣传变成群众口碑,很多复杂矛盾得到妥善解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增强了,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了。”

  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黄国华说:“民众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有了矛盾,遵循什么样的解决标准呢?在长期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我们的干部逐渐发现了基层协商制度的重要性。近年来,虽然基层民主形式在各地也有探索,但像彭州这样多层次、整体性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设计还是非常难得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无疑为协商民主指明了未来的航向。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基层协商民主在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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