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军的暴行惊呆了”

　　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一个以国家之名、举国同祭的纪念日。

　　“我们不敢相信，那将婴儿挑在枪尖上虐狂，在光天化日下轮奸女性，将活人埋至脖颈看着一点点窒息而死的作俑者，是号称高度文明的人类。即便是妖魔，那也是旷古难恕的通天罪孽。”在这份近千字的函件中，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这样写道。

　　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本作证，成为继东京法庭之后第一位赴日本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许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军的暴行惊呆了，哭了。”夏淑琴回忆。请看——

　　首个“国家公祭日”

　　12月9日上午，作为国家公祭日首倡者，无锡民建会员赵龙领受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9年前的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递交了一份“一号提案”——首次建议建立国家公祭日。总共5页纸的提案，光是4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签名就占去2页。涉及提案内容的，仅仅589个字。

　　字字千钧。

　　9年后，今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通过，确定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国家公祭日纪念方式，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赵龙的提案——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每年的此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址，举行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社会各界及国际友人（包括外国政要）参加的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这一纪念日从提议到落地，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

　　1994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邀请，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赴日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纪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规模远超他的想象。正是通过这样的纪念形式，原本是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却扮演起受害国角色。

　　回国之后，朱成山立即建议省市有关部门也要举办有关隆重仪式，警醒后人、不忘历史。

　　1994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57周年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今年是第21个年头。

　　2005年3月，赵龙首次提交“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提案。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赵龙再次提交相关提案。同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邹建平代表也提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建议案，代表委员们联合签名响应。

　　在朱成山看来，国家公祭日是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三次固化”。第一次，是“两个法庭”（远东国际法庭、南京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案审判，将南京大屠杀案作为一个判例；第二次，是在1985年前后，建馆立碑编史，以物质的形态将其固化。

　　而这一次，是以法律的形式、以国家的意志进行固化。它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以及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今日全城同祭

　　南京江东门云锦路地铁站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墙上，“国家公祭”四个大字牌格外醒目。

　　77年前震惊世界的人类浩劫，终于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祭悼。

　　今天的南京，在主祭场之外，在遇难民众的“丛葬地”遗址，也将举行祭祀活动。

　　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曾在北极阁、东郊西洼子村、清凉山、五台山、普德寺、花神庙、上新河、挹江门、中山码头、汉中门、草鞋峡、燕子矶等13处丛葬地遗址建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此后多年来，又陆续有丛葬地被发现和证实。现有的20多座纪念碑，有的是丛葬地，有的是南京大屠杀集中屠杀地，有的既是屠杀地又是丛葬地。

　　“南京大屠杀分散在南京各个地方。每年纪念馆都有悼念活动，部分大屠杀纪念碑也有悼念，但只是少数，很多纪念碑甚至不为人知。民间的悼念，是历史本身的回归。这些地方，我们应该呼吁市民前去缅怀、凭吊。”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

　　朱成山介绍说，南京曾先后五次发现并挖掘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

　　第一次是1946年，在南京中华门外兵工厂和普德寺发现“万人坑”遗址；第二次是上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天文系在基建的过程中，在阴阳营和南秀村发现了大量遇难者的遗骨；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江东门纪念馆在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万人坑”遗址；第四次是1996年，在南京东郊的仙鹤门发现了埋有遇难同胞的“千人坑”；第五次是2006年，南京大屠杀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被发现。

　　“每一次遇难同胞丛葬地的发现，都是对当年日军罪行的最好控诉，也是对中国人心灵的一次撞击。”朱成山说。

　　今天，每一处丛葬地都应该祭奠，都值得我们用哪怕一朵小小的白花，献上最诚挚的哀思。

　　为民族历史“守灵”

　　12月8日，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美籍华人鲁照宁、陈灿培先生到南京，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他们从世界各地搜集的抗战文物近百件，其中包括鲁照宁自己搜集的侵华日军酒杯、新闻照片等。

　　这已经是鲁照宁第6次为纪念馆捐赠文物史料。祖籍南京、1980年起移居美国的他，从2004年起，先后从世界各地的拍卖网站竞拍征集到各种文物史料580件，多数与日军侵略南京相关。资金，则大多来自他自己的积蓄。

　　“我帮助家乡的纪念馆征集资料，就是要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就是想让全南京的人、全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的真实性，让全世界人民知道这段历史真正发生过。”鲁照宁说。

　　为了搜集更多散落民间的史料文物，今年年初起，纪念馆就组织了7个国内征集小组和2个海外征集小组，奔赴国内21个省市区的60多座城市，以及日本、德国、以色列等国，广泛征集文物。

　　和实物一样见证历史的是人。

　　12月1日，南京老人夏淑琴在江东门纪念馆对家人说：“我很骄傲，我是战后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虽然眼睛哭坏，但是只要我活着，就要把这段历史讲述给每个人听。”

　　她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她一家7口惨死的经历，被当年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记录下来。在日本法院，她告倒了日本右翼——他们诬蔑她为“假证人”。

　　当时是1994年8月。赴日本作证的夏淑琴，成为继东京法庭之后第一位赴日本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起那段往事，夏老人说：“许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军的暴行惊呆了，哭了。”

　　现在，夏淑琴7位亲人的名字都被刻在了纪念馆“哭墙”上。但作为孤儿，她只能在这面冰冷的“哭墙”上感受亲人的存在。

　　作为“大屠杀专家”，朱成山曾经被人讥讽为“守灵的”。对此，他一点儿不介意。

　　“守灵人有什么不好？为遇难的同胞守灵，为民族的历史守灵，为国家的重任守灵，值得！”朱成山说。

　　铭记历史是为了尊重生命

　　“看，从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国家都要为你们在内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听，77周年的和平警钟即将敲响！”

　　这是12月1日，夏淑琴的孙女夏媛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冥思厅诵读悼念遇难亲人的祭文。

　　今年9月9日，南京江东门小学的36名学生成为南京国际和平学校的首批学员。当天，他们领到了刚刚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和《和平学概论》。这两本新书是教材。而他们的老师，则是朱成山和南京社科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赵德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尊重生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鲜明特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顿时成了冤魂。滥杀无辜是反人类、反人道、违背国际法的罪恶行为……举行国家公祭活动，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悼念，这一正义之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尊重。”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晋三，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军杀害的南京30万亡灵谢罪。据悉，这是中国民间机构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谢罪。

　　在这份近千字的函件中，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写下这样的字句：“我们不敢相信，那将婴儿挑在枪尖上虐狂，在光天化日下轮奸女性，将活人埋至脖颈看着一点点窒息而死的作俑者，是号称高度文明的人类。即便是妖魔，那也是旷古难恕的通天罪孽。”

　　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法官梅汝璈先生的话至今发人深省：“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