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家国　吴子牛

　　“只要编剧敢写，我就敢拍。”刚刚在中央台热播完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导演吴子牛说，“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红色革命历史剧，我坚持认为它是一部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它能够播出就代表着中国的政治进步。”吴子牛本是中国当代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虽然改拍电视剧，但那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的忧患与责任，在他身上依然十分明显。

　　人生因高考而改变

　　对吴子牛来说，拍这部剧不光是“命题作文”，“我从那个时代走出来，一步一个脚印，跌跌撞撞，它跟我的关系太密切了。”这部剧，是吴子牛拍给自己和同龄人的“致青春”。

　　吴子牛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擅长诗词书画，在四川乐山一带很有名。他的父母都是师范学校的老师，父亲教心理学和教育学，母亲教古典文学。这样的家庭，再加上亲戚中有一些国民党的关系，吴子牛小时候的经历并不愉快。

　　如同《邓小平》里的田源、夏建国等热血青年，吴子牛也当过知青，曾插队落户到四川乐山大渡河南岸的安谷人民公社。1972年，因为文艺特长，他考上了当地的毛泽东文艺学校，毕业后加入了乐山文工团，演话剧。

　　1977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高考恢复。吴子牛正好赶上了这趟车。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后，吴子牛在河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不敢看自己是被拒绝还是被录取。直到天黑了，他才忐忑不安地拆开了这封薄薄的信件，借着路灯的微光，看到自己被录取了。他兴奋地跳进河里，“只有冰冷的河水才能让我冷静下来”。

　　吴子牛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那届学生分成3个阶层，第一种是“世家子弟”，像陈凯歌、田壮壮、赵劲，他们的父亲陈怀皑、田方、赵丹都是电影界前辈；第二种是“干部子弟”，如胡玫、李少红；第三种是“平民子弟”，如吴子牛、张军钊。“但是我们的成长经历是相似的，都像白纸一样，饥渴地学习电影这种新鲜事物。”吴子牛说，“之所以要感谢邓小平，是因为他反对血统论，认为人的出身不重要，只要本人爱国、努力就行。我们班里还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女儿，没有邓小平的指示，很多人是不可能招进来的。”

　　念剧本把领导念哭了

　　毕业后，吴子牛被分配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他自认被“文革”耽误了青春，于是一踏上工作岗位便“只争朝夕”。他的处女作是《候补队员》（1983），拿到剧本后，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从头至尾重新写了一遍，没日没夜地写。写完之后，他回到厂里念给领导听，念了4个多小时，嗓子都哑了，只见领导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尽管拍摄条件极其艰苦，但《候补队员》一鸣惊人，在国内最权威的金鸡奖评选中得了最佳故事片特别奖。

　　1984年，吴子牛还带着这部处女作去国外电影节参展。当时国内正值国庆日，有一天他跑步回到旅店，看到电视上转播天安门阅兵。当镜头切至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的画面时，他热血上涌，眼泪哗哗地流。“没想到过了很多年，我又亲手将这一幕搬上了荧屏。”

　　吴子牛的第二部片子《喋血黑谷》（1984）当年卖了280份拷贝，为厂里净赚了18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潇湘厂见这位新人又得了奖又给厂里赚了钱，就给了他很大的创作自由，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放手玩“艺术”。

　　吴子牛剖析自我，“时代在我身上打下了一辈子的烙印。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梦想，能吃苦，心怀家国。”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拍过《南京大屠杀》《国歌》等细腻悲壮的电影，也拍过《天下粮仓》《贞观长歌》等磅礴大气的电视剧。但内在里，他一直是个寡言、孤僻的人，身在文艺圈，不喜欢去结交圈子。而拍摄的片子，却极具爆发力，尤其喜欢在战争中挖掘深层的人性，有人送给他个名号“嗜血导演”。

　　（据《环球人物》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