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 与改革共生共荣

　　师承名家

　　1927年，董辅礽先生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工商业家庭。童年时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宁波及其后来先生生活过的重庆、武汉等地自古都是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开放较早的城市，这对先生后来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市场经济研究大有裨益。

　　1946年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跻身于民国五大名校之列，入学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报考法学院经济系的共有3000多名学生，而最后录取的只有60个，先生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过关斩将，成为幸运者之一。当时的武大经济系大师云集，特别是先生的经济学启蒙老师张培刚教授，更是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1949年22岁毕业时，先生名列法学院三个系第一名，毕业留校任教，并于1953年被保送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布列耶夫和图列茨基。他的毕业论文《苏联和中

　　国的国民收入》长达20万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营做了探索，兼顾了在苏联的学习和回国的应用，被导师评为“分析精深、新颖深刻”，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57年，他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并回国服务祖国经济建设。

　　敢为天下先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先生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共生共荣。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时间里，先生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超常的理论勇气，敢为天下先，在一些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就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成为早期中国经济成长论的典型代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先生就第一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问题，提出要实行“政企分开”，此语一出，石破天惊。1980年，先生提出改革应当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引入市场机制必须改革公有制。1985年，先生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定后，先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又进行了探索，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先生还联系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新思想，比如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发展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来改变二元经济，要梯度发展，加快西部开发，积极保护民营经济，保护“温州模式”，极力主张国有股和法人股流动，发展资本市场、期货市场和拍卖市场，鼓励设立民营银行、风险投资、创业板、股指期货等。先生堪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先驱之一，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新发展经济理论的倡导者，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积极推动者。

　　守身为大

　　先生一生学贯中西，但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却构成其浓重的底色。

　　先生把做学问、追求真理当作终生的事业，对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有一种几乎宗教般的敬畏、虔诚和执著，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在留学苏联的1000多个日子里，先生“没参加过一次舞会，没喝过一口伏特加。” 回国后加入社科院经济所、参加人大和政协后，学习、研究、调研、立法等工作非常繁忙，很多经济文章都是在出差途中构思、写成的。

　　先生坚持真理，独立思考，不迎合权势。

　　1961年，先生去东北考察，路过一家商店，商店食品柜里几乎是“弹尽粮绝”，只有几块饼干。一个顾客在买饼干时竟遭人抢，先生亲眼目睹，心在滴血。回京后先生顶着压力立即写了一份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反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先生在人大和政协建言献策、参与立法长达15年之久，但他自己的物质生活却非常简朴。回国30多年一直住在北京三里河并不宽敞的房子里，去月坛北小街的经济所上班也是健步当车。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件衬衣和单裤，冬天来了只是在衬衣外加一件夹克或西服，戏称用“冷空气浴”强身健体。先生不吸烟不喝酒，平时待人接物纯净透明，目光明澈，面冷语温，尽显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风范。

　　2002年夏天，先生在北大招了3个博士生。在发病前，他一直坚持给学生们上课。当已经确诊为直肠癌转肝癌，决定赴美治疗时，先生在病房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怎么办呀？还有那么多学生，这可怎么办呀？”临终前几天，先生还在卧榻上，坚持通过电话和网络指导学生做论文。

　　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在去美国治病前，离开医院最后一次回到家，他四处看看、摸摸，出门前留恋地说：“多么温馨的家啊！”癌症晚期，他依然乐观顽强，赴美就医期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勇敢参加临床试验。

　　先生一生探索经世济民的真理，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留下的最后文字是2004年4月发表在《金融时报》和《经济界》的一篇工整得像中学生作文般的文章《守身为大》。“守身为大”四个字，正是先生一生守身如玉、春风化雨的最好写照，也是先生高尚人格和高深学识的根本和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