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大使濮存昕（当代英杰）

　　开栏的话

　　他们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演艺精湛，风骨卓然，热心公益；他们是学界泰斗，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孜孜以求，兢兢业业；他们是业界翘楚，满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他们用自己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各自的领域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公众的楷模。从今天起，本版开设“当代英杰”专栏，讲述这些当代英杰的心路历程和家国情怀。敬请垂注。　　

　　著名演员濮存昕有两个世界：话剧舞台是他的“桃花源”，在那里他热情似火，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永远坚持极致的表达；现实社会是他的“真世界”，作为北京人艺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最早的公益广告明星，濮存昕走下舞台即“入世”， 他说“天下事不全是自己的事，但要当作自己的事参与。”

　　钟情话剧舞台

　　濮存昕1953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著名的话剧导演和演员。1969年，濮存昕与大批同龄人作为知识青年赴黑龙江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文革”结束后，他1977年回到北京，考入空政话剧团，1987年正式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至今。

　　话剧舞台上的濮存昕光芒四射，多年来他塑造了诗仙李白、大将军寇流兰、哈姆雷特、常四爷等等重量级角色。虽然90年代通过影视剧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对濮存昕而言，话剧舞台才是他永远的“光”。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61岁的濮存昕演了《甲子园》《大将军寇流兰》《白鹿原》《茶馆》《天之骄子》五部大戏，全年128场，几乎每部戏都是绝对男主角。一年平均演出百场话剧，濮存昕直言，“我乐在其中，因为兴趣所在，所以这种忙碌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享受。”

　　由于常年在舞台上，濮存昕很少参演报酬高出许多的影视剧。谈到原因，濮存昕说：“有些电视剧缺少思想性。我还是会选择喜欢的去拍，像顾长卫的《最爱》，拍了四个月，给了15万，但就是喜欢，所以不讲条件。”

　　“我爱舞台上的一切，从登台到谢幕时略带感伤的满足感。另外当然还有观众，人们愿意买票来看我的演出，这给我无穷的动力，我要把自己对于角色的感悟传递出去，这是一种幸福。”

　　保持艺术风骨

　　对于今年演艺圈明星频发的涉毒事件，濮存昕说，“我很惋惜，他们自己在毁自己。应该首先把他们看作病人，因为伤害了之后，他太依赖。千万别沾毒品。”对于某些将毒品与艺术灵感牵扯的说法，濮存昕完全不认同，“从我个人而言，艺术灵感最终源于热爱，你爱这一行，就会全身心投入，而所谓的艺术灵感总会在你最投入的那一刻找到你。”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于1952年，比濮存昕“年长”一岁，剧院受到郭沫若、老舍、曹禺、焦菊隐的精心培育，是中国人民文化艺术的殿堂。濮存昕说，“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人艺‘姓’文学我认为应当坚持，传统的、文学的基因不可改变。当然，也需要不断调整，走好商业的路。”

　　作为北京人艺的副院长，濮存昕认为，“未来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年轻人，对于他们，我的相处原则是不说教，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知道他们讨厌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成熟的好的空间和环境，合理的科学的制度必不可少。”

　　儒雅的风度下，濮存昕又有难得的风骨，对于此前《雷雨》遭遇的笑场，他并不避讳。

　　“曹禺先生的《雷雨》是可以与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大师级作品相提并论的，它讲的是深层的人性，我认为永远不会与时代脱节。莎士比亚人们演了那么久，从来不会提所谓与时代脱节。人艺《雷雨》遭遇的笑场，我个人认为，不能去观众身上找原因，原因在我们自己。”

　　“我们的《雷雨》不是说不好，但在对原作的挖掘上，是有欠缺的。我认为《雷雨》最伟大之处在于写出了那种怜悯，对于人性的怜悯。比如其中的周萍，他并非人们惯常印象的风流倜傥，他应该是一个极其可怜的人。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尚需更深入的挖掘。”

　　热心公益事业

　　与舞台上激情四射追求极致表达不同，离开“桃花源”，“入世”的濮存昕没有艺术家的愤世嫉俗，“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人与人的想法永远不尽相同，但我认为保护真诚是应该固守的。天下事不全是自己的事，但要当作自己的事参与。”

　　濮存昕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为艾滋病做公益广告的影视明星。

　　提及自己的这一角色，濮存昕澹然称，“这方面我是随缘的。当时卫生部找到我，我觉得有这样一群人需要帮助，我便应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濮存昕在“随缘”成为公益明星后，便在新“角色”中倾注了与舞台上相同的热情。

　　生活中一贯低调的濮存昕说：“在这个领域我就是要作秀，作大秀；出风头，出大风头。作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员，我不往前站，不往高站，就起不到宣传作用。”

　　2000年后，在中国的城乡到处都能看到濮存昕的“艾滋病”消息：他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广告；他勇敢地跟艾滋病人握手、拥抱；到艾滋病人家里，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用他们的毛巾擦手；一群各地的艾滋孤儿被接到北京，濮存昕把这些孩子请到家里做客。

　　身为政协委员的濮存昕多年来在两会上也不断上交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提案，“我最满意的提案就是关于加强宣传艾滋病防治的提案，那是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濮存昕回忆说，“当年有关部门就给出了答复。交通部和民航总局最早采取行动，在全国16个机场摆上了公益广告牌。”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先后提交过关于加强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救助被拐卖儿童、保护江豚等提案。其中，关于救助被拐卖儿童的提案，推动了政府多部门联手打拐的专项斗争，很多被拐儿童在公安部门和全社会关注参与下得到解救。

　　濮存昕说，“公益这方面，只要还能起到作用，我会一直做下去，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得到的那种满足感和舞台上听到掌声响起是一样的。”

　　濮存昕十分谦虚。“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对于公益能做的很有限。作为演员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很好的形象，别人请你做一些公益推广，对他们真正的帮助或许不是很多，但只要能改变一点就好。”

　　濮存昕回忆，“我记得有一次去戒毒所做公益宣讲活动，在人群里有个女人，一直冷眼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后来讲演完了发放宣传材料的时候，我就特意绕到她的身边，真诚地对她微笑。伸手接材料的一刻，她的眼神缓和了很多，这让我多少感到一丝欣慰，可能在她那里我做不了更多，但至少在那一刻，我想她应该也感受到了温暖。”

　　不同于“桃花源”中的极致热烈，“入世”的濮存昕给人的感觉平静如水，不急不徐，他说，“有的时候你的努力未必会在当时改变什么，但是择善固守，以待来者。我总是相信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