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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召开前2个月就早早定下了主题：依法治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案、最高法日前公布的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等总体性司法改革计划，还是废除劳教制度、试点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进诉讼与信访分离等具体措施，都显示出中央的改革力度与决心。
从去年12月起，全国7省市就已启动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今年6月，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分布于东、中、西部的省市，又成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这场被称为“史上力度最大”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全国徐徐拉开大幕。
“去行政化”的人员分类管理
8个方面、45项具体措施——这是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详尽内容。
在分析人士眼中，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司法中“去行政化”。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常常承担一些地方拆迁、卫生、招商引资等本职之外的工作；同时，地方政府、上级法院对司法的“干预”，也成为司法机构无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的根源。
司法改革的试点上海在此方面已有具体措施。比如，在“法院人事管理改革”方面，今后将把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实施分类管理。三类人员的员额配置，已按照33%、52%、15%的比例在探索实行——相较于以往动辄超过1/3的占比来说，15%的行政人员比例，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压缩力度。
在此基础上，上海还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职业保障体系。8月初，上海已经确定，将在4所法院实行改革方案，明年一季度在全市推行。
“司法和行政，本就是两种治理思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核心是“让审理者裁判”
“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四五改革纲要”中短短的一句话，在司法界激起千层浪。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看来，这句话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思路：“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往常出现法官‘说了不算’的情况，案件审理可能由审委会、法院的领导说了算，不仅会影响司法独立性，也可能造成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一旦发生冤假错案，追责起来也很困难。”杨伟东告诉本报记者。
与法院类似，7月17日，在成都市检察院的试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方案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该措施即是破除以往办案层层审批体制，突出检察官的个人办案主体地位和执法责任，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而在深圳盐田区，由法院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学教授、律师等人员组成的“主审法官遴选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这一被写入最高法改革纲要中的委员会，旨在建立新的法官遴选机制，破除以往对法官人选的行政制约，保障相对独立性。
“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看来，本轮改革，称得上是“历次司法改革中力度最大的一次”。
从1999年第一个司法改革五年纲要公布至今，已经过去了15年的时间。期间，最高法开始公开选拔法官，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定例，大幅下调了诉讼费用，收回了死刑复核权，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基础性改革框架。
“这次改革最大的变化是涉及了体制问题。前三轮改革主要是工作机制的改革，体制问题基本没有触及。这次涉及体制问题，特别是人财物由省级法院统一管理，这是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贺小荣表示。
力度巨大的背后，是可能面对的实际问题。杨伟东指出，如何确保改革“不打折扣”地实现，比如确保一线法官的司法素质、防止年轻司法人才流失以及“法官惩戒委员会”如何构成等，都还需要摸索与确定。
“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贺小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