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文瑞：活着是美好的，工作着是美好的

　　7月29日下午3时，人民日报综合楼报告厅，正准备听“互联网与新闻媒体融合”讲座的中高层干部首先听到的是一个意外的消息——社长杨振武沉痛地告诉大家，当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谭文瑞同志，于7月29日5时15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2岁。全体与会者一齐起立，为谭文瑞同志默哀，以表达对他的哀思和崇高敬意。

　　静立俯首，我有片刻恍惚，采访谭老的那个下午仿佛就在昨天。从斜阳明丽到暮色缓缓潜入屋内，畅谈两个半小时的谭老毫无倦意。他对社会公平、正义一以贯之的追求，对新闻工作葆有的新鲜触觉和热忱，让我心生敬意。当时，他是那样的思维清晰、感触敏锐、举止灵活，怎么可能骤然离去？

　　做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文化人

　　去年3月的那个下午，谭老虽然身材消瘦，却衣着整洁雅致，镜片后的眼睛顾盼有神，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说起话来表情生动、抑扬顿挫。我惊叹他一点不像90岁的人，他笑道：“我一身都是病，不信，我拿病历给你看？”

　　首先谈到他的祖籍新会，那是个历史上名人辈出的地方，梁启超就被称作“梁新会”。可惜现在新会变成了江门市辖下的一个区，而江门，昔日不过是新会县辖下的一个镇！他对这种割断历史和文化的更改显然颇有不满。他家属于来自北方的客家人，曾祖父在新会做过诸如修堤等等的善事，祖父当过小官吏，也做生意。

　　谭老出生在广州，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在教会学校读书期间，他大量阅读鲁迅、邹韬奋的文章，立志做一个像他们那样富有正义感、能为民请命的文化人。因为当时燕京大学没有法律系，本想学法律的他选择了新闻系。新闻学本身内容不多，涉及到的学科却可以是无限，于是谭文瑞养成了无书不读的习惯，常常由一个作者的一本书延展到其他好几个作者。鲁迅文章中驳斥什么人，他就去看那个人的书，对比着看观点，认真思考。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正规课程的要多得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封闭，几个月后才在成都复校。谭文瑞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不作为非常失望，他积极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其主编的《燕京新闻》因大力报道大后方学运，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

　　1945年毕业后，他进入较开明的《大公报》，1948年初参加《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

　　1949年回到内地。1950年，《大公报》的老前辈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征调这位印象颇深的小同事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

　　谦逊自言“一事无成”

　　1979年1月1日，广播里传出声情并茂的《告台湾同胞书》，行文半文半白，有如家书一般亲切，不再用“解放”、“蒋匪”等词汇，声明停止金门炮轰——“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这充满人情味的诚挚话语以及如今早已成为现实的通航通邮、旅游参观等富于前瞻性的主张，就出自谭文瑞笔下。谭老却说这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仅仅是“起草”。

　　三中全会后，高层对很多问题看法改变。过去一直以为我们仍处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却认清这是和平发展时期。虽然都是霸权主义，但美苏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时隔多年，谭老仍清晰地意识到，《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党的政策的划时代的改变，而这一转折是和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是全局中的重要一步。

　　1985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谭文瑞参与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创建，并担任第一任总编辑。他将之作为新闻改革的契机，要求编辑记者在保持党中央机关报的立场、格调基础上，适应海外读者的习惯和接受水平，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宣传我们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祖国的新面貌，传播他们所关心的各种最新信息，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力求办得生动活泼。要放开一点，选材、标题和《人民日报》有区别，不要长篇大论，文字情趣要符合海外读者的口味。面目清新的海外版果然引得海内外读者瞩目，成为无数海外游子竞相传看的“家书”、心系故园的纽带。

　　1986年，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谭老为适应全面改革、开放及读者对扩大信息的需要，更好地体现中央机关报的性质，发挥它的功能，使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办出自己的特色，又力促《人民日报》发动一次新闻改革。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40多年，从编辑、记者、评论员、国际版主编、国际部副主任做到总编辑，赴朝鲜战场采访、编几千块版面、撰写上千篇通讯、国际评论、札记，参与众多政府文件和工作报告的起草，陪同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各国，当选十三大党代表，业余翻译约翰·斯柏尔的《他所知道的马克思》、艾伦堡的《暴风雨》、贝尔逊的《我们的街》……他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功成名就，可谭老却谦逊地用弘一法师集录的两句古诗“一事无成人已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轻轻带过。他更在意的是饱含自己心血的近千首讽刺诗，看重中国作协为他这位老会员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

　　“打油诗”呈爱国心

　　“一束玫瑰花，刺多花不大，有人喜欢它，有人讨厌它。喜欢的，献给你；讨厌的，由它骂。”这首灵巧俏皮的《多刺的玫瑰》，是谭文瑞1981年出版的诗集《多刺的玫瑰》的代序，充分显露了他开朗开放的性格。

　　他的本名，远不如笔名“池北偶”那么响亮。

　　很早以前，他就深为苏联作家爱伦堡以杂文笔法写就的国际评论着迷。1956年，他心血来潮，以讽刺诗替代编后札记，对国际时事做活泼评点。打油诗不方便用编辑部的名义，需要起一个笔名，于是便借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谭》之意定名“池北偶”。谭通“谈”，又是他的姓。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池北偶”，那些深刻犀利、幽默有致的讽刺诗，和华君武、丁聪、方成等著名漫画家所配的漫画一同见诸报端，陪伴着《人民日报》的读者在愉悦中得到知识和教益。

　　改革开放后，他将讽刺之刃指向国内，官场贪腐、商场奸诈、文场歪风、市井俚闻、城乡新事等悉收眼底，不仅勾勒出当时的世情风气，许多诗作今日读来依然具警醒意义。比如《分工》：“此人称‘公仆’，名实不相符。一家两口子，有个贤内助。丈夫当清官，倡廉又反腐；妻子开后门，专门收贿赂。分工做搭档，赃款有进路。老婆若出事，老公装糊涂。”再如《我是他》：“掌握官印戴乌纱，想要干啥就干啥。甘心情愿受监督，检举控告全不怕。笑骂任由他笑骂，并非廉洁胆量大。管与被管同一人，他是我来我是他。”一字一句咀嚼，读得出他对字句、韵脚的锤炼，还有忧愤之下，他对人民的大爱。

　　这种诗配画的形式，因其体例和特殊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受到读者的由衷欢迎和中央领导的肯定。胡耀邦在作协会上谈到，文艺创作要多种形式，比如毛泽东的格律诗，还有个池北偶写的打油诗。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吕德润看到温家宝很喜欢池北偶的作品，将一本2007年出版的诗配画作品集《世态万象》送给温家宝。温家宝回信说：“他们针砭时弊、讥弹世态的诗画，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也给时代留下鲜明的印记。他们的目光是尖锐的，爱憎是鲜明的，在喜怒笑骂中表现出对国家和世界命运的关心，体现了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感。”诗人袁鹰评价道：“兴到落笔，诙谐风趣，既有时代色彩，又有文学韵味。字里行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激愤，自始至终充沛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凛然正气。”

　　挥手从兹去 萧萧班马鸣

　　当时已90高龄的谭老，阅读和思考仍紧扣着国家的脉动，他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常看报纸杂志上有关社会现实的文章，“思考一下中国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路径”，核心价值观该如何考量。

　　他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社会主义报刊的改革之路。他说：党报不单是党的喉舌，还是党的耳目，首先应该反映民意，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内容“可读、可亲、可信”，引导而不是左右舆论。党报既要有效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正确传递各种最新信息，发挥舆论监督的应有作用。他很想与人合写一本探讨党报之路的书，但精力不够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思考诗歌的发展。由唐诗到元曲，本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后来被新文化运动打断，一下子变成了散文断句般的新诗，难以记诵。谭老喜欢元曲，特别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散曲，对格律有要求，又不那么僵硬，不用太多典故。他最服膺启功、聂绀弩和杨宪益用古体诗格式写现代生活的功力，只觉常读常新。

　　谭老还有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翻译一套从古罗马、希腊到现今的各国名人演讲。这当是一部人类智慧的菁华，能清晰标注我们走过的路径。可惜这个庞大的工程，如今永远也无法由他来实现了。

　　在报社同仁眼里，乐观、随性、可爱的谭老是个和蔼可亲、毫无架子的总编辑，大家总习惯地称呼他“老谭”。他热爱色彩斑斓的人生，曾说，活着是美好的，工作着是美好的。这从他对北戴河的感情中也可见一斑。他希望将来把自己和夫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进北戴河的海。因为就在北戴河，他与英语、法语流畅的张子仪共度蜜月，结成终身伴侣。一生中，他们多次到北戴河一同看海。去世前不久，他若有所感，又一次坚持去了那里。

　　在他留给子女的《生前告嘱》中，谭老写道：去世后丧事一律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连走，他都走得如此清爽。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谭老驾鹤西归，留给我们很多，耐人寻味……

　　（本版照片均由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