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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07月11日 星期五

焦润坤口述抗战历史

程晨 管璇悦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7月11日   第 10 版)

  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站在总书记身旁的两位抗战老战士——焦润坤和林上元,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7月9日,笔者采访了90岁高龄的焦润坤老人。

  

  “能参加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幸福的事情。”说起7月7日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焦润坤老人十分激动。

  7月7日一早,女婿送老人出门。“车子一上二环就堵住了,可把我急坏了。”老人说,幸好,只堵了一小段,没耽误活动。“要是合影没赶上,不遗憾死了吗?”他说。

  日军侵华战争让他无家可归

  1924年,焦润坤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没念几年书,他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被学校开除了。

  1937年,日军侵华步伐越来越快,对南京沿线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幸免于难,焦润坤因此成为那场灾难的亲历者。

  一天,这个正提着篮子沿街卖豆制品的13岁少年,目睹了日军轰炸城市,荼毒平民的暴行。当轰炸结束时,“街上到处都是死伤的百姓,惨不忍睹,很多受伤的人一直在喊‘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这是‘七七’事变以后,南京沦陷之前。”焦润坤说。为了避难,焦润坤的父母带着3个儿女举家外逃。后来,投亲无门,父亲带焦润坤到上海,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常州。

  因为生活无着,父亲将焦润坤托付给亲戚,亲戚又将焦润坤送到儿童收容所,父子失去了联系。自此,焦润坤与全家失散,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

  亲历日军发动的细菌战

  1938年秋,为脱离日本人的魔爪,爱国人士竺梅先将上海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转移到浙江宁波。为了不受日本侵略影响,竺梅先找了几位国际友人挂名教养院董事,成立国际难童教养院。

  教养院选址在宁波奉化,一共招收约500名各地难童,年龄在八九岁到十几岁不等,14岁的焦润坤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从1938年到1942年,焦润坤在国际难童教养院度过了4年时光。

  教养院生活艰难,大家常常只能吃发霉的地瓜干,一点盐水

  就当成是菜。因为长年见不到油,皮肤一挠就像下雪一样掉皮屑。1940年10月的一场细菌战,让焦润坤未能完成初中学业。

  当时,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教养院中近百名儿童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是其中之一。

  感染症状表现为先冷后热,“打摆子”。受到感染的人浑身长满脓包,最小的像黄豆,最大的有拳头大。因为没有药,他们只能拿剪刀剪破大脓包,涂上盐水。

  “最痛苦的就是每天起床,宿舍里哭声一片”,焦润坤说,“因为脓包会和被子黏在一起,每天都要撕扯,一撕就流血,被子都被染红了。”

  3个月后,焦润坤从隔离区出来时,原本近百人的床铺已经空了不少,不少原来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

  “代表牺牲的战友享受幸福”

  教养院解散后,焦润坤和32名同学一起,决定去打游击。他们经慈溪到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后来,焦润坤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

  焦润坤所在的部队主要在浙东地区活动。“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但焦润坤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回想起战斗的“光辉岁月”,焦润坤说,那时候,四支队经常与三、五支队一起活动。“三、五支队对我的影响很大,纪律很好。”焦润坤回忆说,三、五支队要求战士借宿老百姓家之后,走之前要打扫干净屋子,把水缸挑满,打坏东西要赔偿,借的东西要归还,还设有群众纪律检查员。

  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牺牲的战友卓新民。“那天细雨蒙蒙,”焦润坤说,那是1945年,日军为了阻断浙东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在离慈溪不远的下湖头庙建立据点。为了端掉日军的据点,中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向日军发起了攻击。

  “中队长比我大将近10岁,当时我21岁,他将近30岁,对我很照顾,我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焦润坤说。战斗中,中队长卓新民腹部中弹,血流不止,但是他并未在意,一心想将据点门打开。

  为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把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一边把仅有的斧头和手榴弹扔进庙里,一边让大家齐声呼喊。“当时鬼子的机枪就乱了,我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中队长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大家终于找到一家民办诊所,但中队长还是因为失血过多不幸牺牲。

  “以现在的医疗条件,中队长牺牲不了。”老人说,“我一直在想,我是代表牺牲的战友享受现在的幸福。”

  抗日战争期间,焦润坤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中又参加过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并于1964年转业。

  为抗战纪念馆录制视频节目

  如今,90岁的焦润坤老人和84岁的妻子黄强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住在附近,有时候回来。但是什么事,能自己干的我们就自己干,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身体才能好。”他有些得意地说。 两位老人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声音洪亮。

  黄强原名黄琳,出生在辽宁营口。“九一八”事变后,年仅一岁的黄琳跟随任海关科员的父亲撤退到重庆,在那里长大。儿时的黄琳常拿着小马扎躲在防空洞内躲避轰炸,也常常目睹“人被炸得挂在树上”、“树上挂着断手断脚”等惨不忍睹的场面,母亲也在逃难中病逝。

  1949年,黄琳来到上海参军,遇到任指导员的焦润坤。黄琳说自己的名字显得太弱,焦润坤说,那你就叫黄强吧。两人从此结下良缘,相伴至今。3个孩子的名字“云鹏”“旭平”“海鹰”,以“空”“陆”“海”的涵义,寄托着两人的军旅情结。

  离休后,焦润坤加入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还时常为高校学子和部队战士讲述战争经历。他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

  焦润坤说,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他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

  焦润坤说,宣传历史上的真善美必须打击假恶丑。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大事。“有人意欲篡改历史,我们一定会起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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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