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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项目的加入，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经达到47项，位列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仍居世界第一；在细分的遗产类型中，中国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也位于世界前列。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再次站在杭州拱宸桥畔，穿行在我身边的居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大运河在4个小时之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确实，很少有一项文化遗产，堪比大运河展现着如此宽广的时空规模；也很少有一项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及其申遗过程，受到如此多的公众关注。
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出现，远不仅是中国丰富世界遗产资源在数目的跳跃和炫耀，更是展示了文化理念演变为社会推动力的综合实现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起，以引入世界遗产理念体系为始，中国开始了一次文化再认知、再发现过程。其逐步成型的特征为：强调真实的载体和传承的完整，强调整体风貌的保护，强调社会资源联合。大运河涉及了欧亚大陆东部地域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部时空范围，更几乎涵括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整体实现申遗的规模和难度，需要非常坚强的信念支撑和认知提升为前提的通力合作。
原先，大部分河畔民众都认为，“她”不过就是条天天可见的人工河流；但现在人们却普遍坚信：这是难得的人类两千年来与大自然相互融合的真实完整证明。一层层的历史，可以真实地看见而不是躲在书本里；千年积淀的智慧和成就使得我们还在受益；以运输为主的功能还在发挥作用……这引发了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人们重新爱“她”。
合乎情理地，公众由此更广阔地去思考、判断身边原来那么平常无奇的一切：家乡、村落、风貌、近现代工业建筑、校园、原住民的价值、真实完整的意义；当然，还有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公众开始相信，即便路途并不顺利，但世界遗产终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这不就是文化遗产事业最核心、最理想的愿望吗！
更重要的是，基于丰富的资源和信念，中国开始由一个世界遗产理念的学习者和数量展现者，开始有能力成为思想的实践者和创新的贡献者。
大运河、丝绸之路项目表明，多边、多资源和多遗产类型的大型遗产项目，将还会更多出现。那么，有效的遗产价值发现和识别模式尤其是监督管理模式，是怎样的呢？会有新的遗产类型出现吗？在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展现了难以复制的庞大发展规模和快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的遗产传承成功和无奈、失败，提供了怎样的技巧呢？不能忽略的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生成背景，与世界舞台上新生、活跃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状况大多吻合，甚至规模更复杂庞大，那么，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理念提高，是怎样的有效路径呢？
大运河申遗成功，引起了全方位的关注；大运河文化遗产，实际上代言了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端。
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就看交出怎样的答卷。
（作者为本报主任编辑）
